《水浒传》到底是一部怎样的书，历来说法不一。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农民起义的教科书，也有人说，《水浒传》是一部投降主义的宣言书。笔者却以为，《水浒传》是一部“腐败全书”。小说中的徽宗政权集中了政治腐败、吏治腐败、司法腐败、狱政腐败、社会腐败于一体，外表光鲜的宋朝花花世界，已呈现出“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特征。

特征1：政治腐败，浮夸伪饰

《水浒传》并非北宋末年的全景图，由于梁山人物的活动背景置于宣和年间，势必涉及当时的皇朝政治。杨志去东京跑官，路经梁山，与林冲有过一番拼*，他在叙述自身经历时说，他曾任东京殿司府制使，“道君（宋徽宗）因盖万岁山，差一般十个制使去太湖边搬运花石纲，赴京交纳”。杨志的一段话竟然提到徽宗皇帝的两大“政绩”，一是“万岁山”，一是“花石纲”。“万岁山”是一实体工程，“花石纲”是一物流系统，后者主要保证前者的原材料。

如同所有的专制政权一样，刚吃了几天饱饭，获得几天喘息，统治者马上就以为进入了太平盛世，下意识地产生了英明领导、事业辉煌的虚幻与浮夸。“万岁山”就是宋徽宗倾举国之力打造的一个巨大“盆景”。此山坐落在开封之艮位（东北方），为了保障这项重点工程，朝廷在苏州专门设置应奉局，专事搜罗奇花异木，嶙峋美石，经由水路运往京城。这些船队，十船一组，称作一“纲”，此即“花石纲”之由来。一位生于两宋之交的文人张淏写道：“灵璧太湖诸石，二浙奇竹异花，登莱文石，湖湘文竹，四川佳果异木之属”（《艮岳记》），都成为搜求强夺之目标。侵扰范围之广，远不止于东南江浙一带。为保障花石纲的运输，事关国家民生的漕运被排挤，漕船和商船被强行征用。建成后的万岁山果然不凡，身为才子的宋徽宗如此盛赞万岁山美景：“天台、雁荡、凤凰、庐阜之奇伟，二川、三峡、云梦之旷荡，四方之远且异，徒各擅其一美，未若此山并包罗列，又兼胜绝。”可惜好景不长，这项历时六载，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竣工不久，即遇金兵进犯。

特征2：吏治腐败，任人唯亲

北宋时期的府州，大抵相当于今天的地、市。在小说中，许多地市一级的干部，大都是中央领导的亲眷或家族。青州知府慕容彦达是徽宗皇帝慕容爱妃之兄，江州知府蔡得章是当朝太师蔡京之子，北京大名府留守司梁中书则是蔡京的乘龙快婿。那位只知姓贺不知其名的蔡京门人，也被委任为华州太守。高廉因系高俅的叔伯兄弟而做了高唐州知府，程万里因曾在童贯府中当门馆先生而成为东平府太守。北宋末年，欲在官场谋个一官半职，有亲友者投亲友，有裙带者攀裙带，无亲可投，无裙可攀者，就只有“买官”了。

杨志只因时运不济，黄河翻船，失陷花石，而畏罪潜逃。朝廷赦免后，他不顾山遥水远赶到东京，把辛苦积攒的金银财物，买上告下，试图官复原职。钱花光了，官没谋成，反而被高太尉臭骂一顿赶出殿帅府，落了个人财两空——下梁不正往往由上梁导致。高俅这样一个“浮浪破落户子弟”，只因走了“小苏学士”、“小王都太尉”（哲宗皇帝妹夫，神宗皇帝的驸马）、“小舅端王”（即后来的宋徽宗）的门径，于是飞黄腾达，一步登天，竟然成了北宋朝廷的最高军事长官。高俅之所以成了气候，与当时的制度密不可分。正如金圣叹所批：“小苏学士，小王太尉，小舅端王。嗟乎！既已群小相聚矣，高俅即欲不得志，亦岂可得哉！”皇权专制本身就是家族政治，正是这种千丝万缕、盘根错节的亲缘关系，使得北宋官场腐败丛生、污浊不堪。

特征3：司法腐败，徇私枉法

在古代中国的皇权社会中，各级政府既是行政机关，也是司法机关。封建专制政体的特征之一就是行政、司法合一。先不说皇权法律的“私”法性质，地方官员也基本上将法律作为谋取私利的工具。阳谷知县因收了西门庆的银子，尽管武大郎被害证据确凿，却不肯立案，终于迫使武松走上了*人维权的“非正当途径”。负责审理此案的东平府尹陈文昭，只因对武松有些许好感，遂勾结省院刑部，上下其手，在司法文书上做手脚，武松的死罪变成了活罪，只判了刺配孟州牢城。那位“为官清正，做事廉明”的郓城知县，在宋江*害阎婆惜命案中，官官相护，故意纵放，真正的*人凶犯宋江逃之夭夭，却让旁观者唐牛儿做了替死鬼。

县级官员如此，府州官员也好不到哪里去。作为孟州驻军军官的张都监、张团练，勾结黑恶势力，为争夺快活林，当了蒋门神的保护伞。在北宋司法腐败的链条上，小说中有两类人体现得更为直接与明显。一类是当案孔目。孟州的叶孔目之于武松案，登州的王孔目之于解珍解宝案，大名府的张孔目之于卢俊义案，都是吃了原告吃被告，以游戏法律程序，玩弄法规律条为能事。只有开封府的孙孔目在林冲一案上，其表现尚可圈点，他不仅一语道破了北宋司法的实质，而且予林冲本人以实际帮助。再一类是押解公差。如果说押解武松的公人是出于敬佩武松的为人而不曾为难于他，押送宋江的张千、李万则因收受了宋江的银子而擅自为其开启枷锁。江州知府查问时，两位公人还曲为遮掩，“于路上春雨淋漓，却被水湿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