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龚克 来源：学习时报
国旗和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象征和标志，是矗立在亿万中华儿女心中的精神丰碑。国旗和国歌的产生，经历了一个复杂的历程。
1949年6月16日，新政协筹备会决定成立国旗、国徽图案初选委员会，同年7月14日至8月15日，《人民日报》《解放日报》《新华日报》等国内各大报刊刊登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委员会征集国旗图案的启事。一个月后，筹备委员会共征集应征图案3012幅（一说为2992幅）。9月开议时，审核通过的共有38幅，在此基础上最后敲定8幅国旗样式作为备选国旗，结果是“复字第32号”作品后来居上，她是由上海市经济工作者、浙江瑞安人曾联松设计的五星红旗。在讨论过程中，田汉建议去掉五星红旗中大五角星中的镰刀斧头，张治中则向*直接推荐五星红旗并得到*的首肯。
1949年9月28日，在全国政协第一次全体会议上，五星红旗获得会议代表一致通过，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全体会议主席团同时公布了国旗的制作方法，旗面为红色，长方形，其长与高为三与二之比，旗面左上方缀黄色五角星五颗。一星较大，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十分之三，居左；四星较小，其外接圆直径为旗高十分之一，环拱于大星之右。旗杆套为白色。并对五星之位置与画法、国旗之通用尺度均作了准确界定。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第一面五星红旗犹如一轮喷薄而出的红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冉冉升起。
旗帜就是方向，旗帜就是忠诚、信仰和力量。五星红旗通过规定的样式、色彩和图案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特色和革命文化。旗面的红色象征革命；旗上的五颗五角星及相互关系象征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人民大团结；星用黄色是因黄色较白色明亮美丽，更有利于在红底上显出光明；四颗小五角星各有一尖正对着大星的中心点，表示围绕着一个中心，在形式上也显得紧凑美观。
国旗的诞生，看似偶然，实则蕴涵着历史的必然。追寻中国革命的漫漫征途，都能找寻到有关国旗的元素，嘉兴南湖上的红船高扬起革命的风帆，井冈山上的红旗则犹如熊熊燃烧的火焰，引领中国革命形成燎原之势，而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设计的国旗，其基本样式同样有着一脉相承的元素：旗面为全红色，在左上方有一颗黄色或白色的五角星，五角星右下角相邻的是黄色或白色的镰刀锤子图案。再从国旗设计者曾联松来考察，曾联松曾于1938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的熏陶早已把他的内心深深浸染，他的设计作品正是他对新中国、对中国共产党的深厚情感的自然袒露。
国旗是神圣而庄严的，维护国旗的尊严必须以立法的形式来保障。1990年6月28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并于当年10月1日正式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共20条，包括举行升旗仪式时，参加者应当面向国旗肃立致敬，并可以奏国歌或者唱国歌；国旗升起时，必须将国旗升至杆顶；降下时，不得使国旗落地；在公共场合故意以焚烧、毁损、涂划、玷污、践踏等方式侮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等等。
国旗飘扬，国歌嘹亮。国歌同国旗一样，是国家的象征。升国旗奏国歌，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的共同规定。
由于之前征集的632件国歌歌词，694首国歌词谱都不太理想，1949年9月27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通过决议，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未正式制定前，以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决议》，田汉作词、聂耳作曲的《义勇军进行曲》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2004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义勇军进行曲》”。2017年9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法》在第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表决通过，于当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几经起伏，数度沧桑，最终赋予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以宪法地位。为什么《义勇军进行曲》能够经久不衰具有永恒的生命力？她的创作背景、创作人和“不忘国耻，居安思危”的深邃蕴涵给了我们详尽的答案。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侵占了中国的东北三省，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一些知识分子从苦闷、彷徨中勇敢走向抗日前线。田汉和聂耳就是这些知识分子中的优秀代表，俩人先后于1932年和1933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以他们特有的方式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在这种背景下，田汉决定写一个以抗日救亡为主题的电影剧本。1934年，在他刚完成一个故事梗概和一首主题歌的歌词时，就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另一位共产党员、戏剧家夏衍接手并完成了电影剧本。不久后，去监狱里探监的同志辗转带来了田汉在狱中写在香烟盒包装纸背面的歌词，当聂耳读着这首歌词时，他仿佛听到了祖国的召唤、战士的怒吼，救亡图存的激情在胸中不断奔涌，雄壮、激昂的旋律从心中油然而生，曲谱初稿很快即完成。1935年4月18日，聂耳到达日本东京后，为了使歌曲曲调和节奏更加有力，对歌词作了3处修改，完成了曲谱的定稿，并在4月末将定稿寄给上海电通影片公司，成为《风云儿女》主题歌曲。
电影《风云儿女》前期拍摄完成以后，田汉的主题歌歌词并没有确定歌名，而聂耳从日本寄回来的歌词谱曲的名称只写了3个字“进行曲”。爱国将军朱庆澜在“进行曲”前面加上了“义勇军”3个字，从而把该曲命名为“义勇军进行曲”。
聂耳在创作中吸收了国际上革命歌曲的优秀成果和西欧进行曲的风格特点，发扬光大了浓郁的民族特色，成功地把田汉散文诗般的歌词，变成了异常生动、有力和口语化的大众吟唱，成为中华民族解放的号角，自1935年在民族危亡的关头诞生以来，在人民中广为流传并在全世界传播。1940年美国著名黑人歌唱家保罗·罗伯逊在纽约演唱了这首歌，接着他又灌制了一套名为《起来》的中国革命歌曲唱片广为传唱。在当时的反法西斯战线上，《义勇军进行曲》是代表中国人民最强音的一支战歌。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结束之际，在盟军胜利凯旋的曲目中，《义勇军进行曲》赫然名列其中。这首歌对激励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起了巨大的作用，像一支战斗的号角，鼓舞中华儿女去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去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去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