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历史学家的放大镜聚焦于“军地关系”，军队集体因其凝聚力和认同感，往往被默认为整体观照对象。

但正如沈爱娣所言：“真实的人总是非典型的”。对戴茂章与田秀琛夫妇（笔者外公外婆）口述经历的梳理，为考察军人角色变迁和军地关系嬗变提供了全新的视角补充。个体记忆的追溯，消弭了宏大历史叙事对其独特人生轨迹的覆盖，还原了真实军人个体置身历史潮流中的细节感受，也使读者足以窥见时代的缩影。

解放初期——军旅起点“职业化”

戴茂章生于1948年江苏吴江，田秀琛生于1947年山东泰安。两人的童年时代是中国农村贫困生存状态与落后生产方式的见证。1950年代，中国工业化进程显著，广大农村却仍普遍贫穷。1958年“大跃进”与人民公社运动，家庭经济状况成为个人职业道路选择的首要考虑因素。

而教育资源的匮乏则是主宰个人未来出路的另一重因素。当时，中学是乡镇教育的稀缺品，戴茂章所处的桃源乡只有唯一一所农业中学，县高中的低录取率又极大限制了升学机会。回村务农或求职谋生是1960年代初中毕业生们最平常也最切实际的选择。在这一背景下，报名参军成为了择业潮流。

当然，参军不仅仅关乎上述现实因素的抉择，也同样关乎理想、荣誉以及更崇高的意义。当时，解放军在老百姓心目中被置于一种特殊的地位。

1950年代初，国家刚刚从战时体制中解除。在一个以恢复与发展生产力为重的社会，经济建设被置于国防之上。军队的主要职能是国防，其在生产建设方面的辅助作用远不能替代新政府的政策推动和民政对话。另一方面，通过国家一系列编制体制和管理规范的改革，军队“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的目标得以确立，军人角色开始往职业化方向转型。这标志着以往强调“军民鱼水情”和“党军一体”的农民革命军团体正式向国家正规部队和常备军蜕变，同时也使得军队与政府、百姓的实际生活是相对割裂的。

但作为建国元勋，军队仍是倍受尊崇的群体，维持了政治意识上一贯超然的精神地位。于是，解放军化作平民百姓主观世界里一个渺远却又崇高的意象。此种距离感似乎为那抹军绿色增添了一丝神圣性，从而赋予了军队一种符号化的意义。“一人参军，全家光荣”成为口口相传的择业指南与风向标。

正是在物质资料短缺与精神象征鼓舞的双重激励下，1964年就读于肥城六中的田秀琛积极参加了济南军区卫校的招生，进入军医护理专业。而由于“文革”开展导致66、67年江苏征兵停止与兵源锐减，回乡劳动四年后的戴茂章，最终在1968年得偿所愿、响应征召，后被分配进入济南军区68军203师608团三营七连充当战士。

二人年轻时身着军装照

百废待兴的中国社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推行并优化其兵役制度。部队吸纳了大批家境贫寒却满怀热血与憧憬的年轻人，为现代化的军事事业储备人才。

“文革”时期——三支两军“政治化”

伴随*等中央*对中国革命形势作出的重新判断，1964年，“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口号横空出世，军人的政治地位得到飞跃式提升。1965年，部队取消军衔制，从外观上消除了官兵差别。

田秀琛（第一排左4）卫校毕业照。从人物服装可看出当时已取消军衔，学生人手一本红宝书。

作为一种指导精神，军事化思维和行为模式浸入国民生活的方方面面，渗透进社会文化的肌理，却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动乱，使“准战时体制”在“文革”前期到达巅峰。

1966年毕业前夕，田秀琛（前排右2）与同班同学响应军委通知“部队院校可以参加红卫兵大串联”，结伴成立“远征小分队”，步行从济南前往北京，并执行宣传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