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顾鸿儒
日前，合肥市政府新闻办召开发布会宣布，2020年全市生产总值10045.72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3%，分别高于全国、全省2.0和0.4个百分点。
曾被嘲讽为中国最大县城的合肥，经过近二十年的不懈追赶，终于迈入了万亿俱乐部。
崛起的合肥，被贴上很多标签：全球家电之都、中国光伏第一城、平板显示器之都……其中，最让人津津乐道的，要数“中国最牛风投机构”。有网友调侃说，中国战略性风投机构前三名依次是：全球挖人的华为、搞技术的阿里和“接盘侠”合肥。
作为中国最敢“赌”的城市，合肥几乎是逢“赌”必赢，从接手不被看好的京东方，到“押注”存储芯片产业，再到投资跌入低谷的蔚来汽车……可以说，每一次都赚得盆满钵满。
资源禀赋、区位优势并不占优的合肥，为什么能逆袭成功？这背后的秘诀是什么？如今迈入万亿俱乐部后，这座“赌城”的传奇还能延续吗？
引进京东方
第一个经典案例是引进京东方。
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彼时的京东方远没有今天这么风光，包括东方电子集团（京东方前身）在内的整个中国显示屏行业都笼罩在技术迭代的阴影下，一批企业接连*。
那时的京东方也挣扎在死亡边缘，为了活下去，卖过保健营养茶、开过北京烤鸭店、研发过“绿波”营养液……
据《光变》一书披露，当时，上至政府、下至金融机构都不看好中国的显示屏产业，普遍认为只有从国外引进生产线才能生产。但液晶显示器作为全球尖端产业，一条生产线动辄一两百亿元的投资规模，鲜有企业能够承担，更不用说地方政府了。
但一年财政收入只有一百亿元的合肥，却不信这个邪。有媒体报道称，一名合肥政府官员曾透露，“为了项目能上马，当时合肥市承诺拿出一年财政收入的80%来投资。”为了京东方，合肥甚至把地铁项目都暂停了。
“在这之前，合肥市政府从来没有为一个企业出过这么多钱。”赛迪顾问城市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王高翔对中国新闻周刊感慨道。
此举很快引来各方的质疑。当时，合肥市政府尽管面临很大的压力，仍力排众议，敲定了京东方六代线项目。“（投资）决定下的很痛苦。”安徽省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区域研究室主任林斐向中国新闻周刊说。
合肥之所以冒这么大风险引进京东方，王高翔认为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方面，当时合肥是中国重要的家电生产基地，政府希望通过引入京东方，壮大家电产业规模；另一方面，是出于转型的需要。在安徽省16个地级市中，有9个属于资源型城市，结构不优、产能过剩等问题已经是这些资源型城市遇到的共同问题。”
事实证明，合肥“赌”对了。
2010年，京东方六代线投产后，不仅结束了中国大尺寸液晶面板100%依赖进口的局面，还吸引了不少上下游企业来配套集聚，形成了“从沙子到整机”的全产业链。
“这是一个转折点，合肥制造业完成了转型，拥有了新型显示面板产业，借此迈向技术含量更高的阶段。”林斐说。
如今，合肥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显示屏基地之一，除京东方、维信诺等一批龙头企业外，一批配套企业也纷纷入驻，打通了从原材料到核心器件，再到终端应用的全产业链。
王高翔认为，对于地方政府来说，对企业的押赌跟私人投资家的冒险是一样的。“因为好机会不多，一旦认准了，必须要冒风险。赌对了，成果非常可观。合肥对京东方的‘豪赌’，直接拉动了本地投资，加速了招商项目落户合肥，提升了国内的战略地位。”
“押注”存储芯片
2017年，合肥把目光转向了存储芯片。
这一年，合肥市政府与北京兆易创新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兆易创新）成立合资公司长鑫存储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鑫存储），专攻动态随机存取存储器（英文缩写DRAM）。其中，合肥市出资75%，兆易创新出资25%。
“要做DRAM？”长鑫存储总经理赵纶在接到董事长朱一明邀请时脱口而出，非常惊讶。
当时，DRAM市场被韩、日、美三国瓜分，其他国家的企业很难分到一杯羹，中国大陆的自主生产能力几乎为零。
统计显示，2016年中国PC市场销售量约5140万台，当年全球PC出货量共计2.697亿台。台台都需要存储器，而这只是DRAM应用市场的冰山一角。
“如此重要的产品，当时国内却无法生产。一旦被国外厂商禁运，那又将是‘卡脖子’的事情。”赛迪顾问集成电路研究中心副总经理滕冉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在合肥市政府的帮助下，长鑫存储搭建了价值百亿的生产线，还共同出资购买了大量DRAM技术专利。这是很多风险投资机构都难以提供的投后管理服务。
2019年9月，长鑫存储宣布与国际主流DRAM产品同步的8Gb DDR4量产。在长鑫存储的影响下，一大批半导体企业也相继落户合肥。
“在显示产业取得突破后，继而发展芯片产业，合肥意在打造‘芯屏器合’的大格局。”王高翔分析说，“一方面，合肥的显示产业已经非常成熟，占据国内高地；另一方面，我国芯片产业短板凸出，已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明显短板。”
半导体产业是出了名的“吞金兽”，前有贵州华芯通的戛然而止，后有武汉弘芯的停工烂尾，但合肥却走稳了最艰难的第一步。
如今，合肥已拥有集成电路企业200多家，被工信部列为全国9大集成电路集聚发展基地之一。
接盘蔚来
2020年最具争议的一笔“投资”——出资70亿“押注”蔚来汽车，也出自合肥之手。
2019年，蔚来汽车亏损112.96亿元，股价跌至1.19美元。有人调侃说，“长安街上也趴过窝，股票跌成一块多”。业内很多人也认为，蔚来汽车会倒在2020年春天。
对蔚来汽车来说，合肥的出手无疑是“救命稻草”，而后者下注的是期待已久的新能源产业链。据说，从双方公布框架协议，到达成投资，只用了65天。
合肥市政府的投资，让蔚来汽车在寒冬后爆发。2021年2月3日，蔚来市值达到871.5亿美元。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飙涨了50多倍，最高峰时，市值突破千亿大关，甚至超过了奔驰、宝马、大众等传统汽车巨头。
“与前两次投资相比，合肥投资蔚来的时机更好。”赛迪顾问汽车产业研究中心总经理鹿文亮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前两次投资时，行业在我国均处于起步阶段，存在较大的发展困难，技术难度大、投资规模大、不确定性多。而对蔚来的投资，属于新能源汽车行业，在前期，我国已经构建了较为完善的新能源汽车产业链，产销量即将进入高速增长阶段。”
在鹿文亮看来，合肥此次对蔚来汽车的投资，一如既往的值得期待。他说，“汽车产业发展趋势已经明晰，发展潜力巨大，合肥把握住了行业发展的关键节点，未来收益可观。”
在与蔚来签约一个月后，合肥就迎来利好。大众宣布以约11亿欧元入股合肥新能源企业国轩高科，同时将投资10亿欧元，获得江淮汽车母公司——安徽江淮汽车集团控股有限公司50%的股份，另外增持电动汽车合资企业“江淮大众”股份至75%。
这意味着，国际汽车巨头真正进入中国新能源汽车市场，而合肥借此剑指“新能源之都”。
“合肥模式”
手握一把烂牌，却打出了王炸。合肥的成功，无法简单地归结于运气。事实上，在投资产业上，地方政府失败的例子不胜枚举。
2019年，公共预算收入仅70亿元的江苏如皋市，拿出66亿元，真金白银却砸出了一个“猝死”的赛麟。武汉临空港也是一个警醒，武汉弘芯项目总投资1280亿元，聘请行业“大将”蒋尚义坐镇，却依旧遗憾烂尾。
“我们已经看到，很多城市盲目复制‘合肥模式’，出现了决策失误、项目烂尾和潜在的利益输送问题，借鉴合肥经验应强化规范性和科学性，保障城市近期及中远期的高质量发展。”王高翔说。
以“短期要素”支持培育“中长期产业发展”，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后发区域实现跨越发展的通常做法，各地均有实践。“但类似合肥，在大规模的投入下，实现世界级产业集群导入和建设的案例，的确较为少见。”王高翔说。
有业界人士把“合肥模式”总结为“地方政府公司主义”：政府不单单是社会的“守夜人”，还是市场的参与者，强有力地主导本土产业政策，使得合肥这样一个二线城市，奇迹般的拥有一线城市选择产业的决定权。
《中国城市大洗牌》一书的作者、财经媒体人黄汉城认为，合肥之所以采取这种模式，是因为“天生跛脚出身，逼得不得不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经常做出‘冒险性’的决策”，“如果循规蹈矩，被动式的承接，合肥永远都不可能站在全球制造业的前沿”。
但合肥每一次的冒险“下注”都不是撞大运的，而是建立在对产业规律的深度理解之上。
据安徽当地媒体报道，合肥招商团队为了“与企业在一个频道对话，打动他们，引进他们”，从市领导至普通招商人员，有一大批人在研究产业，行业发展报告、上市企业招股说明书、行业协会网站等在内的各种产业信息，以此培养团队专业性。
“合肥的招商团队，走出去时，不仅是政府干部，更是资深行业观察员。”林斐说。
也有分析认为，合肥产业投资的成功，很大程度是把国有资产的流动性做得很好，“拿得起，放得下”。
家电和汽车，是合肥最早的两个上规模的产业。按理说，这种支柱产业和就业大户，是一定要保住的。但合肥的思路不一样，2005年前后，家电行业竞争加剧，尤其是珠三角民营企业开始打价格战后，合肥本地家电业的双子星美菱、荣事达先后被卖掉。这样一来，工厂和就业依然留在合肥，烧钱打价格战的包袱丢给了别人，合肥市政府还盘活了一大笔现金。
不难看出，合肥产业投资的思路很像风险投资机构。他们不但能把钱投给好项目，也很在意每个项目的变现退出，而一般地方政府很难做到这两点。
有人推测，精打细算是合肥从苦日子带出来的好习惯。正是靠着极高的资金使用效率，合肥才能在中央支持很少，政府债务率全省最低的同时，把新兴产业发展的有声有色。
如今，合肥虽然迈入万亿俱乐部，但挑战依然艰巨。
合肥的地理位置并不好，区位优势甚至不如皖南门户芜湖。之前，合肥的崛起离不开长三角的整体拉动，但随着该地区其他城市——尤其是南京——的发力，将面临激烈的竞争。
南京与合肥相隔150公里，是中国最近的两座省会。南京不仅经济体量大，而且南京都市圈的规划已经将安徽的宣城、马鞍山等市纳入其中。
面对正在苏醒、底蕴强大、底牌众多的南京，合肥如何守住安徽的基本盘，延续传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