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60人的班级，被分为了两个“国”。

一边是经常打人的学生，另一边是可能被打的其他同学。从一年级到三年级，云南西双版纳州一所小学的班级里不断发生欺凌事件。家长们愤怒，但大多在老师的调解下忍耐，还有人为了避免孩子被欺负，默许他们加入打人的一“国”。

一位母亲的加入让事情起了变化。苏迎澜是上海一家单位的主管，得知自己的儿子被围殴后，她迅速飞回家，在几天时间内熟悉了相关法规，一一联系其他被打学生的家庭，发起了一份反校园暴力联合声明。经过与校方的几场谈判，最终，学校同意对打人的学生开具处分。

这不是一个让坏孩子受到最严厉惩罚的、令人解气的故事。为了减轻对班主任和学校的影响，苏迎澜没有选择报警或向上级部门反映，但她仍然实现了一场小小的胜利。

遭遇欺凌后，对于如何面对和处理施暴的同学，10岁的儿子害怕而犹豫。但他能肯定的是，道歉是没有用的，暴力还是会再次发生。这一次，苏迎澜希望孩子能和自己一起直面这件事：“你愿意陪妈妈打这一仗吗？”

“我愿意。”儿子说。

这一仗或许并不完美，但她想和孩子走出一条路来，在面对校园欺凌时除了逃避和忍耐之外的另一条路。

妈妈的计划

2022年12月，下午5点，苏迎澜正在上海的一家公司开会，大家正和风投公司讨论着资本进入行业的模式，但她已经没有心思听。她的手发着抖，买下了最快一班回西双版纳航班的机票。

几分钟前，她接到了来自丈夫林皓的电话。三年级的儿子小逸在操场被7个同学围殴了。电话那头的丈夫愤怒到哽咽 ，甚至想到了和对方家长“同归于尽”。

“我们离婚，孩子判给你”。苏迎澜震惊了，“为什么？”这是林皓冲动之下的策略，万一他和对方家长发生冲突，就自己揽下全部责任。

“我（要是）不回来，你离哪门子婚？”“我单方面宣布离婚。”“有用吗？你知道离婚的程序吗？”林皓没想那么多，“我去了。”苏迎澜赶紧给表弟打电话，让他前去摁住丈夫。

苏迎澜知道丈夫的盛怒来自何处。上初中时，林皓也曾遭遇校园欺凌。那时他成绩好，又是外地人，班里的同学经常打他、抢他的钱。告诉老师没用，父母也不管，林皓想过退学。为了保护自己，他不得不加入校外的坏小孩团体，逃课、变成打架更厉害的人，但成绩从此受到影响。

当两天前上三年级的儿子在睡觉前说想转学的时候，林皓的神经一下子紧张起来。在小逸的描述中，周四体育课的自由活动时间，以陈子杭为首的7个同学突然追上来对他拳打脚踢，两个关系好的朋友上来帮忙，也一起被打了。林皓马上检查了孩子身体，没有明显的伤痕，他稍稍松了口气。

从上海回到西双版纳的家里最快需要17小时。打完最后一通电话，回到会议桌前的苏迎澜找朋友要了张白纸，开始“唰唰唰”写思维导图，她已经顾不上自己的状态明显不在会议里了。

画“脑图”是这位企业主管解决问题的方式。面对这个特殊的“项目”，她在A4纸的右上角写下自己想要的结果：一，小逸的心理状况恢复健康；二，惩罚打人的孩子；三，法治进校。

围绕着目标，她开始细化分枝路径。她需要了解反欺凌的相关法规，查清事件真相，了解班里是否还有其他孩子被欺负。她计划和学校进行三次谈判，第一次，学校向她做初步的情况说明，第二次给出初步的解决方式，法治副校长作为责任人一定要出现。第三次就是最终决定。

“前三秒写出脑图，第四秒开始行动”，苏迎澜遇到问题一向如此。但这次最近一趟回家的航班在第二天早上，她担心这段空档里事情会发生变故。

煎熬的时间里，她开始做自己能做的所有事情。她咨询律师，联系媒体，发动身边的同事搜集与校园暴力相关的所有资料，看其他被欺凌的孩子妈妈分享的心得，“他们拼命给我发东西，我就拼命消化。”

还有一些令苏迎澜哭笑不得的热心帮助。一家快递公司的朋友听说了小逸的事，说要发动全部快递员去学校拉横幅支援，还有一名山东的同事说，“你等着我让一群崽子去干他们”。苏迎澜曾想过把后续的经历拍成小视频放到网上，一个导演朋友提醒她，千万不要这样做，“不是所有人都会觉得你做的是对的。”

苏迎澜预计这会是个长期的“项目”，出发前，她收拾了许多天的行李。

习以为常的暴力

郑书宜的妈妈也听女儿说起了这件事。2022年12月1日，郑书宜放学回家照例分享班里的新闻，“陈子杭打小逸了”。书宜妈妈没多想，以为又是“普通的打人”。

她知道陈子杭是班里最调皮的小孩，女儿的每日分享总少不了他：“陈子杭又打人啦”“把xxx打出血啦”“把老师的葫芦丝摔坏了”“又比国际手势（竖中指）了”，女儿渐渐对此习以为常。

有家长形容，陈子杭就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随地都可能发作，只有班主任的课才安分一点。许多家长都嘱咐孩子“离他远一点”。担心女儿性格内向，受欺负了不敢说出来，郑书宜妈妈会换一种说法问：“你自己上楼梯的时候，突然间遇到他了，只有你们两个，你会不会害怕？”看着女儿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害怕，她暂时松了一口气。

平时在学校门口接孩子，走出来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家长们看一眼就明白了，“除非是跟陈子杭玩得太好的，要不然男同学基本都有被打过。”郑书宜的妈妈说。

苏迎澜并不清楚这些情况，她常年在外工作，丈夫在家照顾两个孩子。为了少让妻子担心，林皓大多报喜不报忧。下飞机后，苏迎澜马上开始执行她的“脑图”，她和小逸在房间里呆了三个小时，一点点问出三年来的情况。

一二年级时，小逸被个别同学洒墨水、损坏文具，有时也被陈子杭打，每次和班主任告状后，欺负他的同学都会被叫去办公室道歉，但很快又恢复原样。从三年级开始，欺负过他的几个同学开始集结起来，以陈子杭为首，在体育课自由活动时间趁老师不在时没来由地打他。小逸说，这学期几乎每节体育课都会被打。林皓回忆起来，之前小逸也提过一次不想去篮球课了，但没具体说原因，当时自己并没在意。

还有一些事情，小逸不确定算不算是欺负自己，一直没有主动说过。每次在卫生间门口碰到陈子杭的时候，小逸都会被掏下体，“很多同学都被这么弄过”。陈子杭还会当着同学的面骂他、对他比中指，“骂得很脏的那种”，他学不出口。小逸又重复了一次想转学，他害怕被打，也担心其他同学看他的眼光，连上厕所都变成了一件很烦的事。

在梳理资料的过程中，苏迎澜了解到这些行为对应着“身体欺凌”“言语欺凌”和“关系欺凌”，她把小逸的经历记录下来，分类整理成文档，为后续与学校的交涉作准备。

当天晚上，苏迎澜和丈夫约了班主任见面，对方承诺会向安全保卫处汇报，联系打人同学和家长把事情了解清楚。小逸躲在苏迎澜身边，看起来很紧张，说话的声音克制地发抖。班主任安慰他，“明天你照样来学校上课，大大方方的，如果有什么就举手和老师说”“没事，笑一个给老师看一看”，小逸勉强笑了笑。

林皓也逐渐平静下来，安慰妻子自己不会再冲动了。他很自责，觉得没把孩子照顾好。他专门加入了班级家委会，负责组织体育活动，其实是想多盯着点孩子的情况，“想不到还是出了这种事情。”

第二天放学回来，苏迎澜问小逸，“今天怎么样？”“上了语文数学什么的。”“怎么样？”“就上课。”“你害怕吗？”小逸看看妈妈，“害怕”。小逸说，上课的时候还好，他和陈子杭座位离得远，但下课了就害怕，去厕所时也害怕，还好班主任叮嘱了其他同学陪他一起去。

“如果他们几个跟你道歉，你愿意接受吗？”小逸说，“妈妈，我真的不相信他们的道歉，他们道歉过很多次了。”然后就回房间做作业了。苏迎澜心里很难受。那两天晚上，小逸夜里会发出叫声，但走过去拍拍他，又睡过去了，早上起来他也不记得。

没上两天课，疫情就在西双版纳蔓延开。小逸听说要在家上网课，笑出了声，“太好了！”其他时候，他都不大讲话。苏迎澜咨询了一位心理学教授，对方建议鼓励孩子表达和接纳自己的恐惧，放松下来。那段时间，苏迎澜和林皓常带孩子出去走走，一起玩游戏，看动画片。

小逸还频繁地提出想去学跆拳道。陈子杭个头壮，也学跆拳道。苏迎澜说，你看妈妈的胳膊这么细，一点肌肉都没有，松松散散的。你看爸爸，文文弱弱的，但是我们没有力量吗？她担心小逸会觉得，只有以暴制暴才能保护自己，决定带着他一起参与这件事的解决过程。

两个“国”

班主任和打人学生的家长联系后，苏迎澜和林皓陆续接到了他们的道歉电话。

家长们对于欺凌行为的描述各不相同——“调皮”“动一下”，也有“踹了几脚”。一位爸爸解释，“他们这个年纪，平时可能会有沟通不畅的地方”，苏迎澜对这种弱化欺凌的措辞感到生气，马上普及欺凌的定义，“xx爸爸，欺凌分为主动性欺凌和反应性欺凌，反应性欺凌是指欺凌者事先受到了被欺凌者激惹或挑衅，但都属于欺凌。”在研究资料前，她原本也以为，反应性欺凌属于挑衅者的过错。

最让苏迎澜哭笑不得的是，一位家长什么都不了解，上来就说对不起，还把小逸的大名念错了，“我真不知道什么情况，老师让我们来道歉”。还有一位妈妈说，自家孩子也不知道被陈子杭打过多少次了。

苏迎澜意识到，这次事件不止于个例。她向其他家长打听，还有哪些孩子受过欺负，按照班级群的联系方式一一打过去，惊讶地发现自家的情况居然算是很轻的。

一年级时，王可诚就被陈子杭从楼梯上推下去过。刚从幼儿园毕业，王可诚妈妈以为小孩子玩心未定，只是调皮一点，但二年级时王可诚接连几天被打，有时候打肚子，有时候打心脏，晚上睡觉也会突然叫出声来。

有次放学，王可诚妈妈碰到陈子杭，说“你不准再打我们家王可诚，再打我就报警了。”陈子杭什么都没说。刚到家，她就接到了陈子杭爸爸的电话，态度恶劣，说她恐吓他家孩子。

王可诚妈妈曾想过报警，但班主任表示自己会处理好，考虑到报警可能对学校造成影响，最后还是没有追究。她知道班主任很负责，只要有同学受欺负了她都会处理，严重的会继续上报给保卫处，叫双方家长去学校，但最终都是以道歉收尾。

从三年级开始，不少孩子都发现，以前没有那么恶劣的同学也开始加入陈子杭，形成了一个四五人的小团体。郑书宜说，以前没什么人和陈子杭一起玩，但现在“他们已经变成一国的了”。郑书宜妈妈听一个家长说，“我家小孩儿说：我跟他是兄弟，所以他不会来打我。”大家似乎形成了一种共识，只要加入陈子杭就不会被欺负。

苏迎澜联系了十多个家庭，希望能一起签署反校园暴力联名信，呼吁校方重视起来，但并不顺利。

大多数家长担心学校会觉得他们闹事，孩子以后可能遭受不平等对待，也有家长觉得苏迎澜这么做只是想让她家的事情获得更大的影响力。苏迎澜很沮丧，也觉得这些家长有些可怜，“明明被欺负了，但是又不敢说，连爸爸们也不敢说。”她理解家长们的担忧，当地好的小学并不多，家长都很珍惜进这所学校的机会。

最初接到苏迎澜的电话时，郑书宜妈妈也很惊讶，“要搞这么大吗？”但得知她这么做也是为了整个班级考虑后，她决定站出来支持她。虽然女儿并没有被欺负过，但她听说了太多同学被打的事情，不希望自己的女儿在这样的氛围中长大，“既然学校没有处理得当，就要有一个家长来处理，我觉得她挺英雄的”。

最终，这三个家庭一起签下了反校园暴力联名信并按下手印。苏迎澜原本想借此呼吁学校加强反校园欺凌科普教育，但担心对其他家庭造成影响，最终没有拿出来。

三次谈判

事发后两天，校方联系了打人学生的家长了解情况，并和苏迎澜约了第一次谈话。

她已经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提前熟读了《西双版纳州加强中小学欺凌综合治理实施方案》（以下简称《实施方案》）、《公安机关可以训诫未成年人的6种情形》，了解了原则上学校应在启动调查处理程序10日内完成调查。她还熟悉了法治副校长的岗位职责，也翻看了学校公众号，发现此前学校关于反欺凌的科普活动非常有限，且没有面向所有年级的学生。

一位代表校方的老师表示，几个打人的学生已经承认了围殴的情况，与小逸的描述没有太大出入。苏迎澜觉得学校在积极解决问题，希望和他们站在统一战线。

她分析，学校发生欺凌事件，最担心的就是名誉受损。苏迎澜富有谈判技巧，她决定从这里找到突破点，“我知道创新的政绩指标对评优工作是非常有利的。这次反欺凌的事情可以成为你们的创新工作之一，推成一个典型案例”。

她同时也给了校方一些压力，表示如果自己向上反映，可能会给学校的考评造成影响。自己也已经和一些媒体取得了联系。

为了避免被大事化小，她还要求代表校方的老师签字保证：“校方会公平公正公开处理整个事件”，并按上了手印。

根据校方的反馈，苏迎澜评估着做到哪一步更合适。让陈子杭转学是大多数家长的诉求，但老师表示，按照《义务教育法》的规定，学校没有权力开除或变相开除学生。苏迎澜知道这不现实，做不到就是在为难学校，她决定退一步，“我相信给出处分是不过分的。”

苏迎澜引用《实施方案》：“对于反复发生的一般欺凌事件，学校在对实施欺凌学生开展批评、教育的同时，可视具体情节和危害程度给予纪律处分；学校应迅速联络公安机关介入处置，组织专业人员对涉事学生进行心理咨询教育和安抚”。

对陈子杭给出处分是苏迎澜的底线，也是区分以前处理方式的界线。她问过小逸，“如果陈子杭没有转学，如果他们当全校同学的面向你道歉、写保证书，他们的家长也给你道歉，你会相信吗？”小逸马上回答，“不相信，因为告老师不管用，保证书也没用。”

对学校来说，开具一份盖章的处分和情况说明也不是容易做出的决定。苏迎澜说，老师后来打电话商量，表示如果处罚太严厉，以后小逸可能和其他的孩子不好相处。苏迎澜觉得这些话看似有道理，实则是个伪命题，“如果打人者在班级里受到了足够的处理，你觉得其他同学会怎么看待这个事情？我们走正确的路，并且走出来了，后面的人才会跟随。怎么会有同学不跟他玩呢？应该更靠近他吧。”

老师还提出过让陈子杭的家长以赔偿的方式来解决。苏迎澜拒绝了，“如果赔钱、道个歉就什么事情都可以解决了，那处分是不是也可以商量呢？”

苏迎澜和林皓原本很希望能报警，就算不能做出实质处罚，让警察短暂地出现在学校也好。前一天她去王可诚家了解情况时，提到之后可能会有警察去学校调查，王可诚一下子开心起来，“警察叔叔真的会来吗？是警察叔叔吗？”苏迎澜在安慰小逸时，也下意识地说过，“没事，发生了什么还有老师和爸爸妈妈，实在不行还有警察叔叔。”

但学校不希望把事件扩散到校外。苏迎澜也试图站在学校和老师的角度去思考这件事。《实施方案》中提到，如果发生欺凌事件，分管法治教育的副校长和班主任是直接负责人，治理情况也会被纳入文明校园创建和班主任的考评。

班主任在小逸一年级时才从乡下调任上来，自己也有个小孩，放学后经常还有很多工作要做。林皓和班主任接触比较多，他明显看出班主任从一年级到现在老了很多，总是很累的样子。他觉得班主任没做错什么，不希望她一起被处罚，“好人之间也是需要互相保护的对吧？”林皓担心万一班主任被调走，“一个好的老师是不是这辈子就毁掉？会不会她以后就没这么有责任心？被影响到小朋友会更多？”苏迎澜也觉得，做事先要本质善良，再去正确。

双方各退一步。最终，学校接受了苏迎澜提出的几点要求：给陈子杭记大过处分、对其他打人同学进行通报批评，针对小逸被打的事件出具情况说明，以及在校内开展反欺凌科普活动。

校方发给他们的第一份情况说明上只有文字总结，苏迎澜觉得不行，要求带上学校的抬头和公章重写一份。她知道，这样的文件在自己手上不过是一张纸，但对学校来说，就像悬在头上的一把剑，对陈子杭来说，就像孙悟空的紧箍咒。校方也表示，如果再出事，他们会帮忙劝陈子杭退学。

陪妈妈打这一仗

小逸幼儿园毕业的时候，老师要求每位家长给孩子写一封信，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念出来。不少家长写的都是感谢老师、妈妈爱你之类的常规内容。苏迎澜的标题是《天下没有不散的筵席》，“分离是为了下一次更好地聚在一起。如果你变得好了，就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去团聚。”

这样的家庭模式在班级里并不多见。爸爸是接孩子的群体中少数的男性，妈妈常年在外工作，不忙的时候就回家住一段时间，她对孩子的爱流动在不断的分离和团聚中。

苏迎澜的父母离婚很早，妈妈看重自己的事业，经常在外地出差，由保姆照顾她的基本生活。虽然少了身边的陪伴，但当自己需要的时候，妈妈一定会第一时间回来。妈妈从不和她说哄小孩子的叠语，还会聊很多种大人世界里的事情。

苏迎澜和小逸也是类似的相处模式，他们会像朋友一样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做项目遇到困难的时候，小逸看到妈妈头疼的样子，问“你在烦恼什么？”苏迎澜如实讲出来，小逸常常给出一些天马行空的答案，“你可以。。。。。。。”

最初，小逸听说爸爸妈妈要去找老师和副校长，他担心告状之后，自己可能被打得更厉害。苏迎澜告诉小逸，没有一件事情是靠逃避解决掉的，去直面恐惧，才可以快点成长，保护自己。“你愿意站出来陪妈妈去打这一仗吗？”“我愿意”。

每次和学校谈话结束，苏迎澜就第一时间分享给小逸，“过来，我和你汇报下工作”。她省略了具体谈判的过程，以一个孩子能理解的语言把事情总结出来。

随着谈话的进行，小逸感觉到这次的处理方式好像和以前不一样，以前谈一次就结束了，现在还有第二次，而且谈话对象上升到法治副校长的级别了。苏迎澜看出他心里是高兴的，小逸性格腼腆，开心的表现就是露出憋笑的表情，走路也一蹦一跳。到了第三次，小逸已经没有什么反应，只是“哦”了一下，关注点就跳到了担心被检查背古诗上。

2月5日，三年级下学期开学第一天，她发现小逸没有像以前那样拖着不想吃早餐，他收拾得比妹妹还快，还催促“快点”。

这一周，班里专门开展了一场预防校园欺凌主题的班会，陈子杭和几个打人的同学当众和小逸道歉，保卫处主任代表学校在班里宣读了对陈子杭的处分决定。班主任给苏迎澜打电话，说这学期班里孩子好带多了。放学后，郑书宜也没再带回陈子杭打人的消息。

苏迎澜问小逸，“他们给你道歉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觉？”她担心听到“高兴”的答案，这或许代表小逸觉得自己比他们厉害，也担心听到“害怕”。小逸说，“没有什么感觉。”苏迎澜放下心来。

小逸似乎原谅了部分打人的同学，林皓送他上学时，看见小逸主动叫了其中一个同学的名字，一起走进学校。小逸说，陈子杭没再欺负过他，但上厕所时，他还是会习惯性地避开陈子杭，如果陈子杭去了，他就不去。

事发两个月后，苏迎澜的“项目”接近尾声。

在与小逸和妹妹的一次聊天中，苏迎澜发现，小逸坦然地说出了自己在学校被人欺负的事情，她想，自己或许可以买票回上海了。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