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全面提升国际传播效能，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中国法治的国际传播是加快构建中国话语和中国叙事体系、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一环，也是坚持全面依法治国，努力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法治中国形象，形成在法治领域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国际话语权，推进涉外法治体系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法治国际传播的话语生成
所谓话语，主要是指围绕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而展开的理论叙事、言语修辞，宣示的是价值追求，凸显的是意识形态。中国国际传播的话语生成是中国的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等方面的“外在表现形式和话语特征集合”，是“一套与时代背景、社会动因、文化基因、价值观念等要素密切关联的符号系统和叙事结构”。新时代中国法治国际传播的话语生成应该具有深邃的实践品格、理论自觉和国际视野，是推进法治中国建设伟大进程的重要表征。
四十多年来，中国从睁眼看世界，到融入全球化，从更加开放、更加包容、更加自信，到今天着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繁荣也需要中国”。伴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发展和深入推进，中国法治建设走过了波澜壮阔的发展历程，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四十多年来，中国从“有法可依”到“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从“法律体系”到“法治体系”；从“违法必究”到“全民守法”；从“人治”到“法制”、从“法制”到“法治”，进而“坚持全面依法治国”；从“法治国家”到“法治中国”。四十多年来，中国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尊重保障人权，保障人民当家作主。坚持法治为了人民，体现人民的意志，维护人民的利益，坚持法治依靠人民，保障人民通过多种途径参与法治实践，体现了人民当家作主。四十多年来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光辉历程，为中国法治国际传播话语生成提供了富有说服力的实践素材，提炼了优秀的实践品质。
四十多年的法治建设历程，也是不断完善马克思主义法治理论体系的理论自觉历程。近现代的中国学科体系建设，在很大程度上是西学东渐的产物。1978年之后，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西方的法律思想以不同方式引入中国，对中国的法治实践和法学学科理论体系建设产生了现实影响。但这种影响不是西方理论的“搬运工”，我们不断突破西方话语藩篱，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坚持“扎根中国文化、立足中国国情、解决中国问题”，坚持“传承红色法治基因，赓续红色法治血脉”，总结提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具有主体性、原创性、标识性的概念、观点、理论，凝聚了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智慧共识，在波澜壮阔的法治实践和法学理论研究过程中形成理论自觉和制度创新。*法治思想作为21世纪马克思主义法治思想的最新成果，以丰富的实践性、深刻的理论性、历史的前瞻性、严谨的科学性，不断释放制度力量和思想力量，促进了中国法学新的发展。
中国法治实践和理论研究的持续发展始终离不开汲取人类文明的一切优秀成果，中华法律文明作为古代世界五大法律文明重要组成部分，与其他法律文明拥有民主、人权、法治等全人类共同追求的理想，这些构成现代政治文明的基石性元素。同时，中华法律文明凝聚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智慧，**指出：“出礼入刑、隆礼重法的治国策略，民惟邦本、本固邦宁的民本理念，天下无讼、以和为贵的价值追求……都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法律文化的智慧。”这些精神和智慧，经历岁月洗礼，历久弥新，持续为世界法治文明提供深厚滋养。当今，中国的法治实践为人类法治文明发展贡献了新经验。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全过程人民民主的思想，立起了民主发展的新坐标。中国创造性地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当代中国人权观，确立了人权发展新理念。中国突破了传统的形式法治和实质法治之二元对立范式，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良法善治的思想，开启了法治发展新方向。中国提出了“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观，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提供了新理念。
建构中国法治国际传播体系
毋庸讳言，在推进法治中国的建设进程中，我国不断面临着新挑战。这种挑战一部分是西方国家滥用话语权以及传播能力优势，对我国法治状况恶意抹黑、污名化，或将中国法治建设中的不足恶意放大，①损害中国法治形象和国家形象。因此，如何解构西方民主话语霸权，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话语体系，建设公平公正中国法治形象乃是重要的时代命题和现实要求。这就要求我们在国际法治传播活动中，着力打破西方既有的话语霸权，从他者镜像到主动建构、从被动应对到主动传播，多渠道抵御西方的话语霸权。从传播主体、传播内容、传播媒介和传播受众等方面建构中国法治国际传播体系，展示强大的国家话语能力，全方位讲好中国法治故事、发出中国法治声音、阐释中国法治特色。
一是开放传播主体范围，注重培养意见领袖。由于法律的专业性和国际传播的涉外性，法治国际传播需要涉及法律、外语以及传播等多种专业知识。根据国家相关文件中“谁执法谁普法”“谁服务谁普法”的规定，立法、执法、司法等国家机关应当自觉承担中国法治国际传播的责任。但法治国际传播并不是国家机关的专属活动，具备法律专业素养的法律工作队伍也应当积极参与其中。在法治国际传播的过程中，需要法律、传播和外语的专业知识，国家应当注重培养具备交叉学科素养的法律人群体，并且鼓励其成为法治国际传播的意见领袖，以专业理论素养为基础，对外传播真实准确的中国法治形象。
与此同时，在人人都有麦克风的时代，每一个个体都能够成为传播信息的主体，法治国际传播也不例外。每个人都有意或无意地参与到法治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因此国家也不能够忽视众多个体的作用。尽管他们并不具备系统专业的法律或传播的知识，但是对于国外受众了解中国法治来说，具体的人和事会更加形象和具备说服力。因此，法治的对外传播应当避免仅从官方渠道发出正式报道，应同时注重个体以讲述亲身经历的形式表达对中国法治的评价，以群众真实生活体验和生活状态的小切入点，对外传达中国法治的真实状态。以此丰富法治国际传播的传播主体，综合采纳不同来源的传播声音，使得国际传播的法治形象更加丰满，也更加具备可信度。
二是兼顾动静正负，还原中国法治真实原貌。中国法治国际传播的内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这是一个从静态的法律体系到动态的、全方位的法律实施、监督、保障的全貌图景。②一方面应当对中国相关法律进行权威翻译，将具备中国特色、国际共同关注的焦点法律以及涉外领域的法律规范进行重点宣传。与此同时，注重法律实施、监督和保障过程与成效的对外传播。党的十八大以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高度重视对外讲好中国法治故事。通过案例外译工作，把中国判者、编者、译者、学者和出版者连接起来，与世界法律人分享中国法治成果。“两高”不定期发布的中英版本司法信息，向域外展现了我国的法治实践和司法经验，讲好中国法治，对外传播法治声音。国家在对外传播的过程中，应当兼顾静态层面的法律规范体系以及动态层面的法律实施以及法律监督，将“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依法治国的十六字方针真实呈现出来，展现党和国家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推动全面依法治国的坚定决心，还原中国法治的真实原貌。
目前我国的法治建设仍在不断进步，在此过程中会存在一定的不足，在法治对外传播过程中应当注重正负面的平衡报道。我们应当尽量地让信息和观点多元化，对于客观存在的不足，也应当正面回应并且积极提出应对策略，给国外受众一个更加全面的形象；更要把传播的主动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是任由外国媒体对于其中的不足之处肆意添油加醋。法治对外传播的内容应当以正面宣传为主，同时也要适当回应在全面依法治国过程中客观存在的问题和困难，力求真实性和可信性，增强说服力。对于外国恶意揣测和抹黑，要有理有节地及时澄清，掌握传播的主动权，准确发挥导向作用，展现中国法治的真实情况。
三是综合运用传播媒介，充分利用技术与社交平台。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提出了“媒介即讯息”的观点，意指媒介不仅承载和传递信息，而且也是信息本身。在中国法治国际传播的过程中，应当综合运用报刊、电视、广播等传统媒介和短视频等新媒介，发挥各自在传播中的优势以及适应不同受众对于媒介的需求。加强国内外媒体的交流与合作，首先国内媒体之间应当针对中国法治国内外传播这一重要话题进行交流与合作，展开联动式、互动式、合作式的报道；其次，中国可以邀请各国大法官、法律工作者、外国媒体到国内进行来访和调研，参与中国法治报道，提高各国对中国法治的了解，消除一些不必要的曲解与误读。
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是传统媒体转型的三条主要路径。③中国法治的国际传播应当充分利用智能技术。自2019年6月我国宣布5G正式商用后，5G技术不断发展。5G时代的信息传播，也将不只在任何人、人与内容之间展开，还将在人与物、物与物之间展开。④在未来中国法治的国际传播中，5G等智能技术将会促进传播内容更加多元、传播媒体更加丰富、传播受众更加精准、传播过程更加灵活和安全可靠。此外，在法治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应当注重微博、Facebook、YouTube、Twitter和Instagram等国内外社交平台官方账号和非官方账号的经营，针对不同账号的角色定位和粉丝特性开展一定的互动社交，利用社交账号优势增强议程设置能力，做好舆论监测与危机管理。这样一方面可以通过近距离社交对话拉近与国外受众距离，让国际认识真实的中国法治现状，另一方面也体现了中国在法治国际传播中宽容开放的大国胸怀。
四是尊重差异性，加强对海外受众群体的研究。在传播过程中，若缺少对受众的研究认识，那么传播过程如同在一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箱中进行。在中国法治进行国际传播的过程中，由于国际局势的复杂性、受众文化的多元性、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的多样性，一定会存在不同甚至是质疑的声音。一方面，我们应注重求同存异，尊重受众国家关于法治的差异性，在此基础上将中国法治进行对外传播，对于国家之间共同追求的、我国在法治建设中取得突出成果的内容进行重点传播。另一方面，有关法治的表述一开始是中文，在国际传播的过程中，语言的翻译应当注意准确性以及语言表达的差异性，针对海外受众吸收信息的习惯对中国法治的相关信息进行翻译，提高国外受众对信息的可接受程度，也提升用户接受中国法治信息的体验感。
除此之外，还应当对国外受众进行分类和精准定位，针对不同的受众群体，例如有法律背景的专业人士群体或普通群众，对传播的内容进行分类，以满足不同受众信息吸收能力以及对中国法治建设的了解意愿。在中国法治的国际传播过程中，应当注重受众需求，思考什么样的形式和内容，受众喜欢接收和愿意接受，贯彻“受众喜欢听什么”而不是“我想讲什么”的宣传理念，站在受众的角度及时调整传播策略，让中国法治国际传播能够做到有的放矢，提高传播成效。
（作者系厦门大学法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双聘教授郑金雄，厦门大学法律传播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李璇）
注释：
①胡波、董晓波：《从他塑到自塑——“东方主义”视角下中国法律形象的域外传播》，《法治现代化研究》2020年第6期。
②张法连：《我国新时代法治国际传播的内涵界定》，《对外传播》2022年第10期。
③彭兰：《移动化、社交化、智能化：传统媒体转型的三大路径》，《新闻界》2018年第1期。
④卢迪、邱子欣：《5G 新媒体三大应用场景的入口构建和特征》，《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9年第7期。
来源：《法治新闻传播》2023年第二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