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不能简单地当作“成王败寇”的故事来看，也就是说，在面对历史评价的时候，我们要有成败论，但不唯成败论。商鞅变法确实使得秦国突然之间打通了任督二脉，自此纵横天下、所向披靡，但是我们不能因此对商鞅及其变法进行刻意地抬高和模仿。成功固然是值得学习的，但是有些成功却是不可以模仿的。有人用毒药救了命，但更多的人还是因毒药而送命的。

历史其实都是披着外衣的，有些绚丽夺目，有些捉襟见肘，我们在看到最终的呈现后，其实更需要去思考外衣包裹之下的灵魂和内容。风起云涌、潮起潮落，历史的画面像大自然的规律一样瞬息万变，而我们要精确地找到牵引风筝的那根线。

关于商鞅变法，其实还是很有争议的。犹如眼下某某女明星，不择手段地上位之后，你是欣赏她光鲜亮丽的光环呢？还是不齿她肮脏腐朽的灵魂呢？商鞅变法其实也有这样尖锐的两面性矛盾，所以，我们在评价商鞅变法的时候，一定要有“一分为二”的思维，要理性地选择立场，重结果者看结果，重过程者谈过程。

大多数人心中都是有一面放大镜的，总会自觉或者不自觉地用这面放大镜去看自己心中所属的人和事，爱得绝对、恨得彻底，从而引起了诸多争端、诋毁，甚至悲剧。这是我们在评价商鞅变法时，需要避免的问题。

商鞅变法之后，秦国变成了一台战争机器，高速运转着，秦国的子民实际上都变成了这台*戮机器的运转原油或者零部件，无条件地消耗着。从机器的运转效果来看，商鞅的这种设计却是颇有成效；但是从其设计的理念来看，商鞅却显得十分阴狠恶毒。

想想后世的法西斯和武士道，其实它们和商鞅变法都要相似的属性。在我们常见的武侠小说和影视中，我们也经常会看到有些培养冷血*手的情景，要么丢入老虎笼子里，要么丢进狼群里，活着出来的才算合格。商鞅变法不也是如此，只给老百姓提供一个选择：种地，吃饱了然后去*人。

秦孝公要变法的目的就是要扩张，商鞅变法其实就是投其所好。那么商鞅变法的成果验收又是怎样的呢？

秦孝公四年，败韩军于西山（山西商南县以北）；秦孝公八年，占领魏国少梁（陕西韩城西南），打韩国占领安陵、山氏，插入魏韩交界地带；秦孝公十年，围魏旧都安邑；秦孝公十一年，占领魏国西北国境最重要的战略据点，固阳（陕西米脂），同年，修建武关（关中四塞之一），秦楚间必经咽喉；秦孝公十九年，周王国四十一任周显王封秦孝公为“西部封国盟约长”，一扫当年被斥不得会盟之耻。

无疑，胜仗才是最能点缀商鞅变法的色彩的。有了上述的一连串胜利，秦孝公得了个心满意足，商鞅周全了个自我证明。这些设计和成果也足以证明商鞅是一个思长虑远、洞悉人性的人才。

而且，商鞅不光在文治上光彩夺目，就连武功上也是可圈可点。下马能管民，上马能管军，曾多次带队伍上前线征伐，简直就是文武双全。比如前文所说的孝公十年围安邑、十一年的西拔固阳等精彩战例，就是出自商鞅的手笔。

能力上，商鞅确实没问题；但是，在道德上，商鞅却有很多瑕疵。伟大的史学家司马迁在写商鞅的传记时，连春秋笔法都懒得用了，直言不讳地说：“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史记》被誉为“无韵之离*”，里面的文字是很讲究韵味和朦胧感的，这么直接、露骨的批判是很少见，这说明商鞅刻薄寡恩、冷酷无情的印象其实是深入人心的。司马迁也并不是刻意针对商鞅。因为商鞅无论是他对待百姓、同仁还是敌人，商鞅都冷酷得不像一个鲜活、正常的人。

秦孝公二十二年商鞅伐魏，商鞅如愿以偿地拿到了胜利，但也充分暴露了他的卑劣和冷酷。此时的魏国刚刚经历了马陵之败，元气大伤，秦孝公和商鞅觉得这都是一个不错的时机，于是两人一拍即合，决定由商鞅率兵去攻打魏国。

根据军事形势选择作战时机，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接下来商鞅利用朋友的举措就值得商榷了，虽然兵不厌诈，但是站在一个普通百姓的角度，更多时候还是希望社会的秩序不要随意遭到破坏，得讲点规矩。

商鞅来到边境，得知魏国的主帅是公子卬，马上便心生一计，派了一个和平使者过去，说他其实也不想大家兵戎相见，有问题大家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因为公子卬是商鞅的好朋友，都在老宰相公叔痤手下办过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