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上班，迟到早退，这是在很多人身上真实存在的日常状态。只是怕被扣工资，不敢这么做而已。

追溯到古代，那些身负重任的大臣，也不想上朝。以清朝为例，大臣上朝迟到早退所在多有，大权在握的皇帝会怎么惩罚他们呢？

清朝处理政务的早朝有两种形式，一是御门听政，一是轮值奏事。前者参与的人数多，各衙门的高官和中下级官员都要来，礼仪性强；后者参与者为军机大臣和各衙门高官，范围小，方便讨论重大事件。

乾清门，御门听政之处。

无论哪种形式，早朝都突出一个“早”字。有多早呢？康熙帝定的规矩是：官员们每日先在午门外齐集，春夏于卯正一刻（6点15分），秋冬于辰初一刻（7点15分），进至中左门等候。

早晨6、7点钟集合，意味着大臣们天不亮就得起床，有些人居住在外城或者城外，到皇宫路途有二三十里之遥，甚至要凌晨1点钟起床。

一年四季如此，大臣们苦不堪言。1682年，大理寺司务赵时楫上奏说：“诸臣每夜三更早起，朝气耗伤，未免日间办事，反难精密。”他请求各衙门的正职、副职轮流上早朝，或者减少上早朝的次数。

康熙帝回复说：不行！为了防范大臣迟到，他经常督促御史每天黎明到午门考勤，“如满汉部院官员有怠惰规避者，即行察参”。

后来大臣们实在受不了，不断请求推迟，康熙帝才勉强同意推迟一个小时。

等到雍正帝、乾隆帝时期，上朝时间又提前到了卯时（凌晨5点-7点），甚至出现过寅时（凌晨3点-5点）听政的情况。好在御门听政的次数减少了、轮值奏事的次数多了，这样大臣们不至于天天半夜三更起床。

雍正帝画像。

尽管如此，大臣们迟到的现象愈演愈烈，最后变成了皇帝等大臣来上班。1740年初（乾隆四年十二月初七），乾隆帝曾训斥群臣：

“凡朕御门听政，辨色而起。每遣人询问诸臣会齐集否？数次之后，始云齐集。即今日亦复如是。诸臣于御门奏事，尚且迟迟后期，则每日入署办事，更可想见。”

乾隆帝说，每次御门听政，我一大早就起来等你们上朝，结果你们每次都迟到，我让太监问了一遍又一遍，多次之后你们才到齐，非常过分！

不过，由此也能看出，虽然大臣经常迟到，除了申斥一番，乾隆帝没有给出实质性的处罚。但他并非总是如此。

乾隆十四年十二月十七，又是一个御门听政的日子，工部尚书三和竟然缺席，乾隆帝大为光火，认为他做事不尽心，不足胜任，把他从尚书降为侍郎。

一幅描摹上早朝情景的绘画。

嘉庆帝即位后，王公大臣已不复清朝初期那种勤劳与高效的状态，但他仍努力维持上早朝的秩序。1806年，他明确规定：“如有到班迟误及班次错误者，均罚俸六月；未到班者，罚俸一年。”

罚俸就是扣工资。如果我们被扣50元、100元的工资，那是很心疼的。可是，清朝时期，罚俸对大臣的威慑力实在太小。一品文官全年的俸禄只有180两银子，他们根本不靠这个钱生活，他们靠的是养廉银（一品文官一年养廉银16000两）和各种各样的灰色收入。罚俸半年、一年，和挠痒痒差不多。

这导致迟到的歪风有增无减。

道光二十六年十二月初十，道光帝御门听政，现场发生了不可思议的一幕，吏部集体迟到，其他部院的堂官也多未到齐。道光帝震怒，从重处罚，将二十多名官员罚俸一至两年不等。

乾隆帝画像。

除了迟到，还有早退的，不过早退现象不像迟到那么严重。

雍正六年二月，御史鄂奇善、曾元迈轮值奏事期间早退，雍正帝认为二人怠惰，全无“勤慎敬谨之意”，下令二人“每日在圆明园伺候，将一切失仪之处俱交与伊二人稽查”，且规定他们“日未出时至宫门，日入后退散”。

不想上班是吧？那就强制你们天天值班，天天早来晚走。

乾隆十一年三月十八，乾隆帝发布上谕说，他在朝堂上和前面的大臣说完事情，要把后面的大臣叫上前来，却发现有人已经悄悄溜走了。他气得降旨申斥，明确要求，他说可以走了，官员才能走。

迟到、早退、缺席要罚，不该到班而到班者也要罚。嘉庆十二年端午，本不该礼亲王昭梿、郑亲王乌尔恭阿等30多名王公大臣参加轮值奏事，但他们自作主张前来，被嘉庆帝“各罚职任俸三个月”。

【参考资料】

李文杰《清代的“早朝”──御门听政的发展及其衰微》，仇梦雨《清代御门听政研究》，《清实录·嘉庆朝实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