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贝利撒留

前些年，一则“日本人为明朝汉奸汪直修墓”的新闻，引爆了国内互联网。随后不久，浙江丽水学院和南京师范大学的两位青年教师，带着自备的斧头和榔头来到了安徽歙县，在找到了王直的墓之后，将刻有汪直名字的墓碑，和刻有日本人名字的“芳名塔”砸毁。此举让本已沸沸扬扬的，“日本人为民族败类修墓”事件，再添波澜。

汪直，又名王直，号五峰，是明朝徽州歙县拓林人（今安徽歙县）。在日本，汪直是受人敬仰的英雄人物，自称五峰船王，有割据一方，称王称霸之意。在中国，他却是官方正史里的“倭寇”汉奸，是该遭唾弃的民族败类。

日本人为汪直树立的雕像

《明书·汪直传》记载：“（汪直）自少落魄任侠，及壮多智略，善施与，故人宗信之。”意思是汪直从小就不是官府眼中的良民，而是标准的民间“好汉”。汪直少年时便认为：“中国法度森严，动辄触禁，孰与海外乎逍遥哉？”可见，汪直早已经是个心怀异志之人。

不过，汪直有这种想法也是很正常的。在明朝中后期，阶级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正所谓有人生在罗马，而有人生来骡马。很不幸，汪直的出身就属于后者。在那个年代，明朝南方有千千万万个汪直。而他们为了能够出人头地，或者只是为了混个温饱，都会将希望寄托于大海。

最初，朱元璋对大海的厌恶，也许只是因为被他击败的张士诚和方国珍余部，在舟山群岛起兵造反。但是这个偏执的皇帝，后来通过一系列政令构建出了严厉的海禁政策，通俗来说就是“片板不得入海”。海禁最严时，甚至沿海的居民在近海捕鱼都算非法。

中国海上贸易自古就很发达。有学者考证，至迟在春秋战国时期，中国人就开始了海上贸易活动。《国语·齐语》有言：“越裳献雉，倭人贡畅”。汉朝时，甚至有通过海路与罗马交往的记载。

到了商品经济发达的宋朝，海上贸易更是空前繁荣。南宋初年，市舶司的年收入“动以百万计”。南宋末年，市舶司的年收入更是达到了二百万缗（每缗一千文，即一贯钱），而当时南宋的财政总收入也不到一千万缗。可见在当时，海外贸易是国家的重要收入来源之一。

如此巨额的贸易，在明朝被明文禁止了，自然是极为不合理的。因此，虽然官府不做海上贸易，但是当时民间，却有不少人铤而走险。

总之，在明嘉靖十九年（公元1540年），汪直与乡人朋友来到广州，开始做起了走私。当时汪直的走私生意，主要是把中国的丝帛硝黄等违禁物品运到日本等国。而这些国家远不如中国物产丰富，因此倒卖这些违禁品的利润，往往有十倍百倍。这让汪直看到了海上贸易的巨大前景，之后的五六年间，汪直一直穿梭在各国之间，所获巨万，是一名真正的“海商”。

嘉靖帝

然而在海上不仅有海商，还有海盗。甚至很多海商也会兼职做海盗。所以当时的海商大都会“成群分党”，结伴而行。

嘉靖二十四年（公元1545年），汪直投入徽州同乡许栋部下当头目。三年后，首领许栋被官府（朱执）击败逃走，汪直被推举为新的首领。嘉靖三十年，汪直先后击败了多位海商头领，一举成为当时最大的海商头目。

这时候的汪直虽然羽翼丰满、势力极大。然而总体上，还是可以算作海商的。

明中叶以后，随着社会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商品经济开始从农业经济中分离，江南出现了“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雇佣劳动，资本主义开始萌芽。在当时，仅仅是丝织品、茶叶、瓷器等常规货物，往往都能在海外获得十倍以上的利润。而广大劳动人民，也是迫切需要海外市场的消费，来让他们养家糊口。

织机效率远高于纯手工

片板不许下海的海禁政策，却阻断了这一进程。在官府被走私者渗透成筛子的年份，海外贸易还是可以通过走私来实现的。但是当政策收紧，通过正常途径无法获得商品时，以汪直为首的海商，就只能下狠手了。这时，抢劫就成了海商们的主要进货方式；这时，汪直已经从海商蜕变为了海盗。

值得注意的是，汪直虽然做了海盗，但是一方面抢劫的目的性较强，只是为了“进货”。另一方面往往以官家大姓为抢劫对象，因为一来官家大姓往往“藏货最多”，二来汪直的队伍中大都是来自沿海地区的贫苦百姓，他们深知百姓之苦，因此极少劫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