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两人放风筝，一片大海，一只大船，船中有一女子掩面泣涕之状。

判词：才自精明志自高，生于末世运偏消；清明涕送江边望，千里东风一梦遥。

贾府的三小姐探春，浑名“玫瑰花”，她在思想上性格上与同是庶出的姊妹“二木头”迎春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她精明能干，有心机，能决断，连凤姐和王夫人都畏她几分，让她几分。在她的意识中，区分主仆尊卑的封建等级观念特别深固。

她之所以对生母赵姨娘如此轻蔑厌恶，冷酷无情，重要的原因，是一个处于婢妾地位的人，竟敢逾越这个界线，冒犯她作为主子的尊严。抄检大观园，在探春看来，“引出这等丑态”比什么都严重。她“命丫头秉烛开门而待”，只许别人搜自己的箱柜，不许动一下她丫头的东西，并且说到做到，绝对无回旋的余地。

这也是为了在婢仆前竭力维护作主子的威信与尊严。“心内没有成算的”王善保家的，不懂这一点，动手动脚，所以当场挨了一巴掌。探春对贾府面临大厦将倾的危局颇有感触，她想用“兴利除弊”的微小改革来挽回这个封建大家庭的颓势。但这只能是心劳日拙，无济于事。

对于探春这样的人，作者是有阶级偏爱和阶级同情的。但是，作者没有违反历史和人物的客观真实性，仍然十分深刻地描绘了这个形象，如实地写出了她“生于末世运偏消”的必然结局。原稿中写探春后来远嫁的情节，与续书所写不同。

“三春去后诸芳尽”。迎春出嫁，八十回前已写到;元春之死、探春之嫁，从她们的曲文和有关脂批看，也都在贾府事败之前，可能八十回后很快就会写到。这样，八十回后必然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情节发展相当紧张急遽，决不会像续作者写“四美钓游鱼”那样松散、无聊。

画：几缕飞云，一湾逝水。

判词：富贵又何为。襁褓之间父母违；转眼吊斜晖，湘江水逝楚云飞。

《红楼梦》以“写儿女之笔墨”的面目出现，这有作者顾忌当时政治环境因素在。因而，书中所塑造的众多的代表不同性格、类型的女子，从她们的形象取材于现实生活这一点来看，经剪裁、提炼，被综合在小说的原型人物的个性、细节等等，恐不一定只限于女性。

在大观园女儿国中，须眉气象出以脂粉精神最明显的，要数史湘云了。她从小父母双亡，由叔父抚养，她的婶母待她并不好。因此，她的身世和林黛玉有点相似。但她心直口快，开朗豪爽，爱淘气，又不大瞻前顾后，甚至敢于喝醉酒后在园子里的青石板凳上睡大觉。她和宝玉也算是好友，在一起，有时亲热，有时也会恼火，但毕竟襟怀坦荡，“从未将儿女私情萦心上”。

不过，另一方面，她也没有林黛玉那种叛逆精神，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薛宝钗的影响。在史湘云身上，除她特有的个性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在封建时代被赞扬的某些文人的豪放不羁的特点。

史湘云的不幸遭遇主要在八十回以后。根据这个《乐中悲》和脂砚斋评注中提供的零星材料，史湘云后来和一个颇有侠气的贵族公子卫若兰结婚，婚后生活还比较美满。但好景不长，不久夫妻离散，她因而寂寞憔悴。

至于传说有的续写本中宝钗早卒，宝玉沦为击柝的役卒，史湘云沦为乞丐，最后与宝玉结为夫妻，看来这并不合乎曹雪芹原来的写作计划，乃附会第三十一回“因麒麟伏白首双星”的回目而产生。

其实“白首双星”就是指卫若兰、史湘云两到老都过着分离的生活;因为史湘云的金麒麟与薛宝钗的金锁相仿，同作为婚姻的凭证，正如脂批所说：“后数十回若兰射圃所佩之麒麟，正此麒麟也。提纲伏于此回目中，所谓草蛇灰线在千里之外。”

那么，“提纲”是怎么“伏”法的呢?

这一回写宝玉失落这金麒麟恰巧被湘云拾到，而湘云的丫环正与小姐谈论着“雄雌”“阴阳”之理。这初看起来，倒确是很象“伏”湘云与宝玉有“缘”，况且，与“金玉姻缘”之说也合。

黛玉也曾为此而起过疑，对宝玉说了些带讽刺的话。其实，宝玉只是无竟中充当了中间人的角色。就象袭人与蒋玉菡之“缘”是通过他的传带，交换了彼此的汗巾子差不多。

这一点，脂砚斋说得非常清楚：“金玉姻缘已定，又写一个金麒麟，是间色法也。保颦儿为其所感，故颦儿谓‘情情’。”绘画为使主色鲜明，另用一色衬托叫“间色法”。

湘云的婚姻是宝钗婚姻的陪衬：一个因金锁结缘，一个因金麒麟结缘;一个当宝二奶奶仿佛幸运，但丈夫出家，自己守寡;一个“厮配得才貌仙郎”，谁料“云散高唐，水涸湘江”，最后也是空房独守。

“双星”，就是牵牛、织女星的别称。故七夕又称双星节。总之“白首双星”是说史湘云和卫若兰结成夫妻后，由于某种尚不知道的原因，很快就离异了，成了牛郎织女。这正好作宝钗“金玉良缘”的衬托。

《好了歌注》：“说甚么脂正浓、粉正香，如何两鬓又成霜?”脂批就并提宝钗、湘云，说是指她们两人。可见，因回目而附会湘云将来要嫁给宝玉的人们，也与黛玉当时因宝玉收了金麒麟而“为其所感”一样，同是出于误会。

画：一块美玉，落在泥垢之中。

判词：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可怜金玉质，终陷淖泥中。（程甲本作“终掉陷泥中”）

来自苏州的带发修行的尼姑妙玉，原来也是富家小姐一。她住在大观园中的栊翠庵，依附权门，受贾府的供养，却又自称“槛外人”。

这正如鲁迅所揭露的：“要做这样的人，恰如用自己的手拔头发，要离开地球一样。”实际上她并没有置身于贾府的各种现实关系之外。她的“高”和“洁”都带有矫情的味道。她标榜清高，连黛玉也被她称为“大俗人”，却独喜欢和宝玉往来，连宝玉生日也不忘记，特地派人送来祝寿的贴子。

她珍藏的晋代豪门富室王恺的茶杯，对她也是个讽刺。她有特殊的洁癖。刘姥姥喝过一口茶的成窑杯她因嫌脏要砸碎，但又特意把“自己日常吃茶”的绿玉斗招待宝玉。所谓洁与不洁，都深深打上了阶级和感情的烙印。

她最后流落风尘，好象是对她过高过洁的一种难堪的惩罚。象妙玉这样依附于没落阶级的人，怎么能超然自拔而不随同这个阶级一起没落呢!

有人说《红楼梦》是演绎“色空”观念的书，这无论就作品的社会意义或作者的创作思想来看，都是过于夸大的。曹雪芹的意识中是有某种程度的“色空”观念，那就是他对现实的深刻的悲观主义。

但《红楼梦》决不是这种那种观念的演绎，更没有堕入宣扬宗教意识的迷津。曹雪芹对妙玉这个人物的描写，很能说明问题。作者既没有认为入空门就能成为一尘不染的高人，也没有因此而特意为她安排更好的命运。

原稿中妙玉的结局与续书所写是不同的。续书写妙玉的遭劫是因为强人觉得她“长的实在好看”，又听说她为宝玉“害起相思病来了”，故动了邪念。这与妙玉的“太高”、“过洁”的“偏僻”个性又有什么相干呢?

这倒是续书作者一贯意识的表现：在续作者看来，黛玉的病也是相思病，故有“心病终须心药治”，“这心病也是断断有不得的”一类话头。问题当然并不仅仅在于怎样的结局更好些，而在于通过人物的遭遇说明什么。

续书想要说明的是妙玉情欲未断，心地不净，因而内虚外乘，先有邪魔缠扰，后遭贼人劫持。这是她自己作孽而受到的报应。结论是出家人应该灭绝人欲，“一念不生，万缘俱寂”。这也就是程朱理学所鼓吹的“以理禁欲，去欲存理”。

而原稿的处理，显然是把妙玉的命运与贾府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妙玉悲剧所具有的客观意义，就要比曲子中用“太高”、“过洁”等纯属个人品质的原因去说明它，更为深刻。

画：一个恶狼，追扑一美女，欲啖之意。

判词：子系中山狼，得志便猖狂；（“子系”合起来是孙的繁体字）金闺花柳质，一载赴黄粱。

贾府的二小姐迎春和同为庶出却精明能*探春相反，老实无能，懦弱怕事，所以有“二木头”的浑名。她不但做诗猜谜不如姊妹们，在处世为人上，也只知道让，任人欺侮，对周围发生的矛盾纠纷，采取一概不闻不问的态度。

她的攒珠累丝金凤首饰被人拿去赌钱，她不追究；别人设法要替她追回，她说“宁可没有了，又何必生事”；事情闹起来了，她不管，却拿一本《太上感应篇》自己去看。抄检大观园，司棋被逐。迎春虽然感到“数年之情难舍”，掉了眼泪，但司棋求她去说情，她却“连一句话也没有”。如此怯懦之人，最后终不免悲惨的结局，这在当时的社会环境里，实在是有其必然性的。

看起来，迎春象是被“中山狼，无情兽”吃掉的，其实，吞噬她的是整个封建宗法制度。她从小死了娘，她父亲贾赦和邢夫人对她毫不怜惜，贾赦欠了孙家五千两银子，将她嫁给孙家，实际上等于拿她抵债。

当初，虽有人劝阻这门亲事，但“大老爷执意不听”，谁也没有办法，因为儿女的婚事决定于父母。后来，迎春回贾府哭诉她在孙家所受到的虐待，尽管大家十分伤感，也无可奈何，因为嫁出去的女儿已属夫家的人了，所以只好忍心把她再送回狼窝里去。

在大观园女儿国中，迎春是成为封建包办婚姻的牺牲品的一个典型代表。作者通过她的不幸结局，揭露和控诉了这种婚姻制度的罪恶，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

可是，有些人偏偏要把这个反对封建婚姻制度的功劳记在程伟元、高鄂续书的帐上，认为续书也有比曹雪原著价值更高的地方，即所谓“有更深一层的反封建意义——暴露封建社会婚姻不自由”，因而“在读者中发生更巨大的反封建的作用”。

甚至还认为，“婚姻不自由。在《红楼梦》中，它牵动全书的线索”。这无非是说，续书把宝黛悲剧烈军属成因婚姻不自由而产生的悲剧是提高了原著的思想性。我们的看法恰恰相反。所谓“更深一层的反封建意义”，如上所述，原著本来就有的。

《红楼梦》虽暴露封建婚姻罪恶，但决不是一部以反对婚姻不自由为主题或主线的书。把这一点作为“牵动全线索”，自然就改变了这部书政治性很强的小说的广泛揭露封建社会种种黑暗的主题，改变了小说表现四大家族在封建统治阶级内部政治斗争中趋向没落的主线，把基本矛盾局限在一个家庭的小范围之内，把读者的视线引到男女恋爱婚姻问题上去，真的就是儿女之情了。这实在是续书作者对原著精神的歪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