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雍正《莒州志》共十五卷，约20万字，由两任莒州知州李方膺、彭甲声主修，莒州名士陈有蓄、战锡侯纂修，记载了莒州近三千年的历史。志书刊行于乾隆七年（1742），因其是在雍正年间莒州知州李方膺主持下修成志稿，故后人仍称其为“雍正《莒州志》”，简称“雍正《志》”，却不称“乾隆《莒州志》”。2004年至2014年，笔者对这部志书进行了整理，2014年12月出版。校注本共68万字，校勘、注释的文字近50万字，校正原书讹误近百处，注释补充了大量资料，被评为2014年度山东省优秀史志成果奖（旧志整理）。

一、整理缘起

校注本清雍正《莒州志》封面

1999年莒县首轮县志出版后，莒县史志工作重点转入到对乡镇志和部门志的业务指导上，这一时期，笔者在做好本职业务工作的闲暇，开始阅读研究旧志，莒县旧志现存有四部，即清代康熙《莒州志》、雍正《莒州志》、嘉庆《莒州志》和民国《重修莒志》，这四部旧志，资料最丰厚的当属民国《重修莒志》，曾多次影印，社会上比较容易看到，但三部清代《莒州志》始终没有整理，一般文史爱好者很难看到，如果要看，只能到莒县史志办公室查阅，一般不对外借阅，加之原本属雕版印刷，大量的繁体字、异体字，以及没有标点等因素，给查阅者带来许多不便，因此，笔者产生了整理出版一个《莒州志》普及本的想法。

为何选择雍正《志》作为整理对象？因为三部《莒州志》中，雍正《志》为最善。清光绪间莒州知州张承燮在没有成书的《光绪莒州图志·序例》中说：“我朝一修于顺治，再修于康熙，合之成化、万历，凡四《志》，均佚不见。所见者，雍正《志》多本刘氏《莒志野述》，尚具体裁，嘉庆《志》则诟病前修，芟汰殊谬，且其时陈氏《莒志拾遗》具在，而篇中鲜所甄取，无怪其裒拾不足观矣。”（民国《重修莒志》卷七十七。）笔者曾与莒县史志界前辈们探讨三部《莒州志》的优劣，均认为雍正《志》为最善，而且雍正《志》的主修李方膺是清代著名的“扬州八怪”之一，名气大，于是决定选取雍正《志》作为整理底本。2004年开始动笔，2006年形成初稿，此后不断修改完善。2013年，史宗义同志调任莒县地方史志办公室主任，决定整理旧志，雍正《莒州志》校注本因此得以出版，流传于世。

二、制定方案

2004年动笔整理之前，笔者设计了两个整理方案：一是学习中学课本的古文注释，加标点，注释字词，解决阅读问题；二是学习古代学者，对原文做校勘和注疏，对有些历史典故，或过于简单的文字，再做详细的史料补充。

如果采用第一种方法，比较容易，只需要一部《辞海》或《辞源》基本就可以解决了。可是，笔者阅读雍正《志》时发现，有些历史典故和史实，就算一般史志工作者都不能完全理解，广大读者如果只解决字词句的问题，阅读中还是会有许多困惑，因此，笔者决定采用第二种方法，因为不是单位安排的工作，没有时间限制，让读者可读、可信、可考才是最终目的。

首先是制定“校注凡例”，凡例中规定：“校勘以尊重原著、保持原貌为原则，以清康熙《莒州志》、嘉庆《莒州志》、民国《重修莒志》为主要参考材料，凡志书中引用经、史、子、集以及古注者，都尽可能选择善本查对核实。”并且，“注释注重补充新资料和学术界研究的新成果，对有争议的学术问题，则多说并存，注明出处。”（《校注本清雍正<莒州志>》卷首“校注凡例”，中国古籍文物出版社2014年12月版。）这些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三、广搜博览

方案的确定，不仅仅涉及工作量大小的问题，还有搜集资料和资金支出的问题。多年来，笔者自费从新华书店以及孔夫子旧书网购买了大量的参考资料，凡是与莒县历史相关的书籍，都尽量搜集。有的书籍有多种版本，版本不同，内容就有差异，如果只是参考某一种版本，得出的结论或注释就会有失偏颇，因此，版本多的书籍，就力所能及地多购买几种较权威的版本，如《左传》，有中华书局出版的清代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本，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春秋经传集解》本，中华书局出版的杨伯峻著《春秋左传注》；《二十四史》有清代武英殿版，现代中华书局版；《水经注》有清代王先谦的《合校水经注》，民国杨守敬的《水经注疏》；《文心雕龙》有明代王惟俭训诂本，清四库全书本，今人周振甫的《文心雕龙注释》等，这些版本比较权威，且容易买到。

地方历史文化的最新研究成果，特别是多年来“莒文化”的研究成果，也是校注雍正《志》的必需资料。为了获取这方面的资料，笔者主动与莒县政协文史委、莒县博物馆、莒文化研究院等部门的领导和专家取得联系，与他们交流工作，交换资料。

周边县市地方志也是校注雍正《志》的重要参考资料。由于莒县现在的地域面积比清代莒州缩小了大约一半，周边区县，如莒南、沂南、沂水、五莲、安丘、诸城等县市，都涉及清代莒州地域，笔者想方设法将莒县周边县市的志书全部搜集到手。

资料搜集虽然花费许多资金，但笔者也因此获得了一些版本知识，喜欢上藏书，如1965年上海古籍书店影印的明嘉靖《青州府志》，就是笔者藏书中最为珍爱的善本了。

资料的大量占有，为校注雍正《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四、精雕细琢

雍正《志》的语言文字，比许多经、史、子、集中的原文记载更为简略，特别是历史人物传记资料，这样做或许是为了节省印刷费，也可能是因为古代文人读的书大都是经、史、子、集，州县署衙内都有乡贤祠、名宦祠，学校有乡土志或风物志，对于地方历史和人文典故大都能知晓，因此点到为止，无需详述。但现代人读书一般是语、数、英，历史、地理虽然也学，多是国家层面的知识，地方历史、地理涉及不多，所以，现代人对于旧志的阅读理解能力不可能像古人那样。为了提高现代读者对于地方历史文化的阅读理解能力，校注本对一些历史资料和人文典故尽量做出详细说明，有些史料，特别是历史人物传记，《二十四史》中的文字篇幅太长，如果全文引注，则有许多重复，只好采用注明出处的办法，若读者愿意细究，可以以此为线索查阅其他文献。

由于古人在地理测绘方面的落后，或者古今地理地貌的变化，古今文献对于地理的记载有许多差异，这些差异并非讹误，校注本尽量做出分析，让读者读懂。对于一些古地名和古迹遗址的记载，原文较为简约，校注本利用新修县志、地名志和考古资料，作出较为详实的补充注释。

旧志中出现的讹误，除查阅康熙《志》、嘉庆《志》、民国《重修莒志》外，还查阅了明嘉靖《青州府志》《二十四史》《十三经注疏》《水经注》等文献出处，同一部书尽量多查阅几个版本，如果是因为版本问题出现的歧义，一般不做改动，必要时做出说明；若确系传抄中出现的讹误，则根据权威版本或通行版本作出校正，并写出校勘记。

旧志中有些讹误是限于古人资料匮乏、不好辨识造成的，如卷五《建置·陵墓》、卷九《人物》对宋代中书侍郎傅尧俞的记载，校注本利用现代考古资料，校正了旧志中关于傅尧俞的错误记载。

校注本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形成初稿，开始整理时，笔者还不会使用电脑打字，用稿纸以正楷字体书写，形成初稿后，经历了沉淀、补充、完善，再沉淀、再补充、再完善的过程。由于有些资料是在形成初稿后不断有新发现而更新的，个别页面有时能更换十几次稿纸，这样做既是为了修改资料，也是为了页面整洁，不出现或少出现文字涂改。校注本的资料修改贯穿于整理工作的始终，直至2014年出版之前，仍有修改。至今，校注本虽然已经出版4年了，本人与文友共发现6处讹误，差错率约十万分之一，大大低于《图书质量管理规定》的万分之一的红线。

校注本出版后，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近年来，莒县县委、县政府和县有关单位，多次利用这部志书，查阅了解莒县历史，研究莒地文化。许多新闻媒体记者，大学院校的专家教授，莒县籍在外工作人员，也有收藏。有一位莒县老年大学的老同志看到这个校注本后，多次到笔者的办公室，与笔者交流，希望笔者到老年大学授课。有多名文史爱好者向笔者索取这本书，笔者尽量满足他们，也因此得到他们的尊敬。十年辛苦，换来省史志办领导和专家的肯定与嘉奖，还获得许多知音，笔者感到很满足。

本文作者：莒县县委党史研究中心 张同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