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孟頫《红衣罗汉》

五台山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首，而且还是汉传佛教与藏传佛教交汇之处。每到夏天，五台上的“千僧斋”颇具特色，喇嘛与汉僧杂居，他们相处融洽，和合同修，可谓一大奇观。尤其僧人的服饰，喇嘛身著赤色藏衣，款式整齐单一，而汉地僧人的服饰颜料款式五花八门，显得没有章法，给人一种随意而紊乱的感觉。这是为什么呢？这就要从佛教在汉地的演变中梳理出其中的脉络。

佛法传入中国两千余年，藏传、南传佛教相对稳定，数千年修行方法与服饰变化不大。唯有汉传佛教不断变革，直到唐代禅宗崛起，最终完成佛教中国化，摆脱印度佛教的束缚，彻底放飞自我，表现在教义与服饰上，就与原始佛教大相径庭了。以致汉地僧侣的服饰在历史上屡经变迁，在形色上也十分复杂，与印度本土的服制有着极大差别。

僧侣之服饰依据佛教制度，是极其严谨的，仅仅限于三衣（后世演变为五衣）。三衣用梵语所指为安陀会、郁多罗和僧伽黎。安陀会是用五条布缝制的衷衣，郁多罗是用七条布缝制的上衣，僧伽黎是用九条乃至二十五条缝制的大衣。五衣则是指在三衣之外加上僧祗支和涅槃僧。僧祗支又名覆肩衣，作为三衣的内衬。涅槃僧就是裙子。佛制中对三衣的要求是：对于衣料的颜色不可用上色或纯色。凡是新衣必须补上一块不同颜色的布，以破坏衣色的完整性而避免心生贪著，此之谓“坏色”或者叫“点净”。

对于服饰颜色，佛制上规定有五种上色不许用，即：黄赤青黑白五大色。只可用皂、木兰作衣。皂色即缁色，即偏褐紫色，因此，在古典诗歌中，常用缁衣指代僧侣。但是据《五分律》中：“不听著纯青黄赤白色衣。”并且说黑色衣是产母所著，犯者波逸提。其余四色犯者突吉罗。可见在印度佛教众多部派中，戒律是不统一的，这为以后佛教不同部派造成分裂，埋下了争端。又据《大唐西域记》卷二中说：“那揭罗曷国有释迦如来的僧伽胝袈裟，是细毡所作，色黄赤。”可见佛在世之时身著之袈裟是赤色的。中国画所画的佛像、罗汉像皆著红色还是符合教规的。画师所绘达摩祖师所著红衣袈裟也是符合历史传统的。

印度佛教在佛灭度二百余载，部派分裂为二十部之多，戒律上也分裂为五部。对于僧侣服饰及颜色的规定不尽相同。据《大比丘三千威仪经》卷下叙述袈裟颜色时说：“萨和多部者，博通敏智，导利法化，应著绛袈裟；昙无德部者，奉执重戒，断当法律，应著皂袈裟；迦叶维部者，精进勇决，弥护众生，应著木兰袈裟；弥沙塞部者，禅思入微，究畅玄幽，应著青袈裟；摩诃僧祗部者，勤学众经，敷演义理，应著黄袈裟。”今天，在禅宗寺院里，禅僧依然著青色衣衫，看来是有所宗的，而不是随意为之。

不过从历史上看，僧侣的常服在最初的时候与世俗无异，只在颜色上有所区别，僧侣服装与俗服混同的现象在汉地很普遍。到了明初，官方对佛教开始严格管理，僧服的规定才被统一起来。据明初《礼部志稿》云：“洪武十四年令，凡僧道服色，禅僧茶褐常服、青绦、玉色袈裟。讲僧玉色常服、绿绦、浅红色袈裟。教僧皂常服、黑绦、浅红袈裟。”又据明末《山堂肆考》所载：“今制禅僧衣褐，讲僧衣红，瑜珈僧衣葱白。瑜珈僧，今应赴僧。”可见，僧服在汉传佛教是不断变更的，并没有一程不变的规定，也就造成了汉传佛教僧侣服式的多样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