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政之要，惟在得人”、“育材造士，为国之本”，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选拔和管理。说到官吏选拔，就不能不提到科举制度。它起于隋唐，盛于宋，一直持续到清朝，前后约有1300多年历史，可谓史上最长久的选官制度。
科举制度产生以前的人才选拔方式，主要包括西周的世袭世禄制、两汉的察举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等。这些制度在实践过程中往往会出现同一个问题，即以门第关系来取人。以九品中正制为例，其最初是为了矫正察举制导致的“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 ，通过设置“中正”作为“民意代表”选荐人才。然而其时门阀世族从社会底层加以控制，“乡邑清议”变成了世族门第操纵的工具，遂使得“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官员队伍近亲繁殖。这些门阀世族对社会的组织力、控制力和影响力事实上大于朝廷，对于中央集权非常不利。
开皇年间，隋文帝罢废九品中正制，“近隋炀时，始设进士之科”。不过，隋唐时期的科举制仍带有此前察举、九品中正的一些弊病，官僚权贵插手有隙。到了宋朝，宋太祖赵匡胤吸取了唐后期和五代的经验教训，对科举制进行了重点改革。改革适应了社会政治的需要，加上措施比较得当，坚持时间比较长久，使科举制渐渐完善起来。北宋时期涌现出诸多人才，仅仁宗一朝就有范仲淹、欧阳修、司马光、王安石、苏氏兄弟、沈括等，与当时较为规范的科举制度不无关系。我们不妨就以宋代为例，具体来看看科举制是如何运行的。
科举考场复原。图片来自中国科举博物馆
“科举”二字，取“分科举士”之意，有几大显著特点：一是分科考试；二是取士权归于中央所有；三是允许参考人自由报考；四是以成绩决定取舍。宋初，科举考试科目分进士科以及九经、五经、开元礼、三史、三礼、明经等各个专科，以选拔专业人才。此外还有“不限前资，见任职官、黄衣草泽悉许应诏”的特别考试，叫作“制科”。其中以进士科最为重要，录取的人数也最多。后王安石罢诸科，只保留进士科与制科，另设新明法科遴选司法官。
考试一般分为三级：解试（州试）、省试和殿试。解试由各地方进行，通过的考生称为“举子”或“贡生”，于当年冬季集中到京师，次年春初参加“省试”。省试因就试尚书省而得名，由礼部主持。殿试实际是省试的一种复试形式，于宫内举行，由皇帝亲自主持及定出名次。
具体考什么？宋代科举考试的题目可谓丰富。以进士科为例，省试的科目虽然屡经变革，但有四个科目是必考的：诗赋，经义，论，策。诗赋、经义好理解，策、论是什么？举几个例子来看。比如欧阳修出过一道考题是这样的：“汉宣中兴，丙、魏为相，后之人言为相之贤者必稽焉，宜其有兴树之业显于世也。及观其纪传，亦无他功德，相独有《明堂月令》一章，吉之事大概而已。不识丙、魏之所以得贤于后世者，可得见乎？”大概就是汉宣帝的时候，丙吉和魏相两人为宰相，他们为什么能被后人称为名相呢，大家来谈谈。苏轼也出过一个题目：“晋武平吴以独断而克，苻坚伐晋以独断而亡；齐桓专任管仲而霸，燕哙专任子之而败，事同而功异，何也？”是说晋武帝司马炎独断而灭吴统一天下，前秦苻坚独断而淝水之战失利亡国；齐桓公任用管仲而称霸，燕王哙任用子之而导致燕国大乱。大家都来反思反思，一样的方法而结果不同，到底是什么原因呢？看到这里就明白了，策、论就是让大家针对一些历史故事、国家大政方针，谈谈自己的看法和思考。
可以看出，试题的设置具有一定的实用性。科举制度的设计目的，正是为了识别、发现优秀的治国人才，因此需要以试诗赋考查应试者的文学才情与审美能力，以试经义考查他们对经典义理的理解与阐释，以试论考查他们的学识与见解，以试策考查解决时务的识见与才干。用宋人的话来说：“国家以科目网罗天下之英隽，义以观其通经，赋以观其博古，论以观其识，策以观其才。”
既然要选治国之才，自然不能让那些“才学不够、作弊来凑”的人混入其中。为了防止徇私作弊，宋朝的统治者们可是下了大功夫，宋太宗以后，逐渐建立起一整套严格的考试制度和规则。比如，设置“锁院制”，规定考官自受命之日起到放榜之日止，一直锁宿于贡院不能回家，也不准见亲友或与院外臣僚交往，这样就隔绝了考官与其他臣僚的联系，使请托难以得逞。又如，设置“别试”制度，凡是发解官、主试官、地方长官的子弟、亲属乃至门客参加考试，都会另设考场加以监督。再如，实行“封弥”制度，把试卷上写有考生姓名籍贯等相关信息的位置用纸糊上，以防止与考生有联系的考官辨认。但有时糊上姓名，也有考生会在试卷上写暗语、做标记，这时“誊录”制度就起作用了：收上来的试卷，由誊录官统一进行誊录后，再交由评卷官判卷。此外，还有一系列防止考场夹带、替代、传抄等的规定。这些做法，即便在当今考试中，仍不失其价值。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宋代在科举取士上如此慎重，既费心设置制度，亦小心维护制度，来尽最大努力争取科举制度的相对公平？
首先，没有公平公正，科举就失去了进步意义。科举制度的出现，就是为了克服此前九品中正以门第取人的弊病，把选用人才之权集中到中央，并使之制度化和合理化，让读书受教育的士人能脱离官僚氏族的控制直接服务于朝廷。然而科举又是一项十分残酷的制度，任何人都有考试资格，考生基数巨大，竞争激烈，谁都梦想能走个捷径。一旦科举取士没了规矩、乱开口子，只要有权有势，就能肆意妄为，好不容易集中在朝廷手中的选官权力又回到权臣贵族手中，选出来的官员必然泥沙俱下，那么科举和此前的选官制度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呢？
其次，科举是一项安定社会的制度设计，它的公平公正是社会稳定的前提。科举制另一个重要功能，是保持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考试不论出身、标准唯一，打开了社会底层的上升通道，使社会保持动态稳定。“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虽不无夸张，却是这种流动性的反映。这种流动性，是社会公平、稳定的重要条件。对底层老百姓来说，唯有科举能让他们靠得住，信得过，让他们相信“只要努力，面包总会有的”，就算考不取也不怨政府。倘若破坏这个官民两利的社会政治制度，不讲规矩、没有公平，大蛋糕完全由官宦势要独吞，穷人的孩子不管多努力、无论多出色，永远是社会底层最低贱的人，没有出头之日，那么，千千万万劳苦大众内心的屈辱和绝望，将会汇聚成巨大的破坏力，足以让任何一个政权烽烟四起。自隋文帝开科举，到光绪帝废科举的1300年间，共产生进士十万人，举人、秀才百万计。而这十万、百万人里，消化吸收了多少潜在的陈胜、吴广、李自成、洪秀全呢？所以，当看到新科举子从皇宫门口鱼贯而入时，唐太宗何其得意：“天下英雄尽入我吾彀中矣！”所以，宋代虽内忧外患重重，却依旧得以延续三百一十九年之久，也没有遇到声势浩大的农民起义，这与科举制度不无关系。
公元796年，46岁的孟郊终于考上了进士。放榜之日，孟郊喜不自胜，当即写下了生平第一首快诗：“春风得意马蹄疾，一日看尽长安花。”“春风得意”与“走马观花”两个成语即由此而来
当然，科举制度也存在种种弊端，并随着封建社会走向衰落而逐步失去了它的进步意义，甚至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究其原因，一是考试的内容日渐狭窄单一，并且越来越程式化、格式化，最终形成“八股”。这导致读书人把精力都扑在儒家经义上，考了一辈子科举，到头来只会写八股文，毫无实用价值。就如鲁迅笔下的孔乙己，一生就会表演“茴”的四种写法，让人嘲笑之余亦觉辛酸。二是造成畸形发展的读书做官道路和根深蒂固的官本位主义。这时候士人读书，唯一的目的就是功名利禄，终生按照“苦读——应考——入仕”的模式苦心钻营，社会上一切皆以官为中心，以官为转移，有官便有一切，丢官便失去一切。《红楼梦》中所写贾府居官之荣与去官之辱，艺术地再现了这一社会现实。三是考试的形式，由于王朝的腐败和专制，已不再有公开平等竞争的基础，科场舞弊猖獗，屡禁不绝。
光绪三十年（1904年），清王朝举行了最后一次进士考试，科举制自此永远退出历史舞台。历史的兴衰得失之间，既有值得我们继承的优秀经验，亦不乏可资鉴戒的深刻教训。无论是正面看待还是反面检讨，科举制度体现的许多价值观念，如公平竞争、广泛参与、唯才是举等，至今仍值得我们借鉴。(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 郝思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