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海峡之声
作者 雁默
一般谈民主，大都落入意识形态的讨论，这是西方“武器化民主概念”的结果，也是人类的通病，例如宗教、哲学，或各种“主义”等人文产物，其初衷大都是为了解决具体问题，但演化到后来，就成了教条，几乎没有一种人文思想能避开这种现象。
回到初衷并检讨“民主与治理”的关系，近年来谈论者愈来愈少，如基辛格对美国政治的感叹：“公开辩论愈来愈不关注实质内容，而是关注政治动机与身份。”
这就是“美式民主教条化”的后果，在民主的形式之下所衍生的治理缺失，被“自由”与“权利”所掩盖，人民以为“无为而治”最好，高度强调个人权利，政客也就乐得轻忽实质的治理问题，集中将所有议题与社会事件政治化、情绪化、阶级化、意识形态化，好坐收选票。
治理退位，党派利益则成了政治的核心，此现象充分体现在蔡英文执政后，对蓝绿执政地方县市的差别待遇，最后甚至连视察疫情，蔡英文都只走访绿营县市，仿佛那几个地方才是她“有效统治之处”，蓝营县市，则绝拿不到她手中掌握的资源。甚至，只要蓝营县市发生治理问题，蔡英文想的不是如何解决问题，而是如何借机打倒“政敌”。
民主是两面刃，治理面的影响有好有坏，以下是具体范例。
4月，蓝营某市发生了新冠疫情以来，第一例儿童感染死亡案例。家长当时打119(该市消防局)求救，请派救护车，由于该户都是新冠确诊者，依规定隔离中，因此消防局告知家长，向确诊者派救护车，依规定需协调该市卫生局，因此无法立即出车。
于是家长再打“1922疫情通报专线”求助(属指挥中心管辖)，经过数次电话沟通，81分钟后救护车才到场将患者送到医院，抢救数日，该儿童仍不幸病逝。
家长质疑救护车来太慢，程序有问题，其一是1922处理过慢，其二是119处理过慢，在复杂的联系网中错失了救援的最佳时机。该家长于是向相关单位要求调阅1922与119电话录音档，想从通话记录中查明相关单位的处理流程，追寻那“消失的81分钟”发生了什么。
该市消防局因为“保护隐私权法规之故”无法提供录音档，便主动邀请家长前往聆听录音内容，并提供逐字翻译文本，甚至现场模拟派遣员作业模式，好让家长了解整个流程。
故事到这里为止，我们已先看到了一个“民主治理”的特点，即民众申诉有管道，且相关单位必须民众满足的需要，详解作业流程，并提供录音证据。在两蒋时代，由于“民权意识”尚未抬头，治理的细腻度远不能与现在相比，一般民众上官府办事得忍受基层公务员的臭脸、官腔，与“上对下”的恶劣态度。
“民主化”后的台湾，对一般民众最有感的，就是公务员的态度变得亲民、客气与周到，包含警察在内，蓝绿执政县市皆然。
西式民主的初衷，是要解决“权力的傲慢”与“权力不受节制”的问题，因此非常现实主义地使用了“制衡”的概念解决具体治理问题。
并不是说只有实行西式民主才能解决上对下的权力傲慢，但无可否认，民主手段最有效，因为“来自敌人的监督”，总是比自我监督效果要好。
接下来发生的事，就呈现了西式民主的弊端。
防疫指挥中心在这一起案件之后，旋即修改了规定，开设儿童就医绿色通道，此后儿童确诊者可直接就医，不需再多一道卫生局处理的程序。这意味着此前的指挥中心规定让地方单位“必须先上报，收到指示后再处理”的弊端，也就是那“消失的81分钟”真相。
在此期间，家长显然对该市相关单位的说明并不满意，透过各种管道想查明真相。最有效的方式，就是找绿营民代帮忙处理。毕竟现在台湾民众都知道，蓝的出问题，就找绿的，相反亦然，这样解决问题最快。
于是乎，案件从专业治理问题，迅速演变成政治问题，“指挥中心1922”是绿的，“市消防局119”是蓝的，到底是哪一端出了问题，就变成党派之争。家长既然找绿营撑腰，此案显然又对绿营选举有利，那见缝插针、煽风点火、混淆视听、鸡蛋里挑骨头，什么花招就都出笼了。
家长就此按照绿营的指导下，开始方向性追索事件真相，另一方面，隐身其后的绿营民代也展开攻势，甚至当初现场模拟派遣员作业模式为家长解说的举措，都被说成是精心安排的演戏，务求逼市长认错道歉，并留下政治污点，折损其选举优势。
家长指控主要有两点：
4月事发当天，全台确诊数只有800人，市消防局不可能忙到无法处理一个新冠个案，此其一；电话录音译文中，没有写上“没有办法派车，要通知1922”(当时119通话中的背景有插话声音)，而这就是一切的关键，此其二。
关于一，该市副市长说明，当时每天有超过一万人居家隔离，按彼时政策，确诊者需要扩大匡列、扩大采检，还须疫调公布足迹、安排防疫出租车，不像如今规定放宽，让民众采自主管理，减少许多治理资源。因此不能单从确诊数来看问题。
关于二，相关单位坦承译文确实没有“没有办法派车，要通知1922”这句话，但当时的情形是，身旁的同仁(救护技术员)在提醒派遣员，要去“确认流程”，完全不影响后续救护派遣流程。而译文内容依规定只摘录民众与派遣员的对话，不会摘录背景插话。
至于指挥中心，干脆称“1922没有调度救护车或防疫出租车的权限”，一推干净。事实上这是避重就轻，因为消防局必须走一遍指挥中心的“额外程序”，而此程序与“1922有没有调度救护车权限”并无干系。此外，1922若无调度救护车权限，在急救的层次上等于毫无用处，民众也只能打119，但一般民众完全不知道。
关于指挥官陈时中的颟顸无能与无耻，众人已说过很多，台湾防疫大抵就是“有错都不是指挥中心的错”，甩锅卸责是防疫日常。
在“千夫所指”下，该市有理说不清，因此副市长痛心指控“选举而操作很不公平”，索性将整个处理程序交由法院调查处理。
目前家长尚未决定是否要走司法程序，但事件已引发了不小的政治风波，引起各界关注。
故事到此，即可显见“西式”甚至是“台式民主”弊端。一切政治化的后果，就是真相被掩埋、是非颠倒；真该扛责的走避，担上莫须有罪名的是基层公务员，政治标靶则是市长。而绿营“新神”陈时中与该蓝营市长都要投入选举。
民主的优点既然是借重“敌人监督”以杜绝治理弊端，那么公正性就极度重要，失去公正性的监督就是恶意监督。而这种恶意是由选举利益所驱动，则一般而言，愈公正“获利”就愈小。
人类社会求取公正的工具只有两个，道德与法律，而道德往往是利益的手下败将，法律也时而失灵。不过相较之下，法律仍是较为可靠的工具，因此该市府决定避开政治，循法律途径解决。
在此案例中，真正该扛责的民进党当局，借由协助甚至控制受害家属，巧妙规避责任，并想借此打击政敌，可谓双重套利。此案若真走入司法程序，其实结果已经出来了，因为该市相关单位一切依法依规行事，执行单位只能走规定的流程，只要流程并无疏失，就无可能被论罪。
换言之，家长若告市府渎职，大概率不会成功。可议的是，防疫指挥中心并非正式的机关单位，亦非执行单位，只是一个临时指导单位，因此不受法律监督，若政策有错，顶多就是负政治责任。而这个单位，自疫情爆发以来，疏失不计其数，以致枉死上千人，但负起政治责任的，一个都没有。
按西方民主原则，决策不透明的防疫指挥中心根本是“反民主”的存在，口罩、疫苗、快筛剂厂商的决定程序，全部由一个不受监督的单位“独断”，而且还在政治掩护下，无法被究责。
听起来，这不是“民主的弊端”，而是“反民主的弊端”。但事实上，民主相当容易被窄化成选举权，并徒具形式，使得一切便宜行事与贪赃妄法，在选举利益下得到“正当性”。最终，权力者会将责任扔到选民头上，一时的民意反扑不碍事儿，等到下一次选举，再透过务虚的情绪性议题，绑架选民，再获取一次权力。
“公开辩论愈来愈不关注实质内容，而是关注政治动机与身份，”这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几乎所有实行西方民主的政权，都会落入这个陷阱，造成社会严重分歧。所有事件都是政治事件，严肃而正常的治理变成无稽之谈。
也就是说，民主与反民主一体两面，这是一个脆弱而容易自噬的制度。
在绿营执政前，许多自称“民主派”的人，于绿营执政后就一一现形，获取权力后“反民主”，蔡英文执政这一次，更是揭露了大批“假民主派”，而今坚持民主反对绿营执政的，已是寥寥可数。
可见，在台湾，民主不过是夺权的工具，原来就只有粉饰作用与欺骗性质，因此也可说，台湾从来没有真正“民主化”，却又为了民主形式而丧失了治理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