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四方机厂主要部门负责人合影。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情势所迫，铁道部不得不考虑四方机厂的南迁问题。
在此之前，中国北方的一些铁路机车工厂大多被日军所占。四方机车厂拥有当时国内领先的机器设备，是中国工业企业的佼佼者，南迁的决定势在必然。但是，由于在搬迁过程中一波三折，四方机车厂南迁却留下了诸多争议，有些事情甚至一度为人所讳。
关于南迁的争议其实并没有太多如后来所附加的特殊因素，问题的关键主要还是人们对南迁所持有的不同立场造成的。
反对南迁的代表人物是四方机厂厂长栾宝德。栾宝德从青岛德华学堂毕业后一直在四方机厂工作，没有人比他对四方机厂更有感情。从朴素的情感讲，他之所以反对四方机厂南迁或许更多是出于不舍，当然随着情势变化，他的考量也变得复杂起来。
较之栾宝德，胶济铁路管理局委员长葛光廷的态度更为重要，遗憾的是他对此事的态度却暧昧不清。当时，葛光廷关心的已不是胶济铁路，而是整个山东局势，这是由他的特殊身份和背景所决定的。从来到胶济铁路的那刻起，他所关注的重心就是中央政府所赋予他的那项秘密任务。所以，虽然形势紧迫，但对葛光廷来说，四方机车厂是否南迁其实已经并不重要。
除却感情因素，争议的焦点还在于南迁的时机。
时局时紧时松，谁也无从判断日本人何时或者会不会攻击青岛。因为从当时看，日本从本土直接攻击青岛的征兆并不明显，反倒是济南的局势更危险。但铁道部态度坚决，负责工厂迁移的是路政司帮办杨毅。
杨毅曾在1923年至1925年间担任过四方机厂厂长，熟悉情况。在他看来，栾宝德之所以反对南迁，是片面认为铁道部有偏袒“南方”之嫌。杨毅知道很难让他从命。杨毅对四方机厂的“积极”力量同样有着清醒的认识，副厂长顾楫对铁道部的命令有着更准确的理解和更坚定的执行力。虽然没有资料佐证，很显然杨毅与顾楫对此是有默契的。否则，顾楫接下来的“自行其是”便很难做出解释。
当顾楫无法从栾宝德处得到准确指令后，便直接请示葛光廷，这多少有越位之嫌，但葛的答复仍然模棱两可。努力徒劳后，顾楫的行为便有些“出格”了。他直接以副厂长的名义组织员工拆卸设备，准备实施南迁计划。冲突便在所难免。栾宝德发难，顾楫据理力争。官司最后打到葛光廷处。
葛光廷依旧是“和稀泥”的意见：既然设备已拆，就先搬到张店，看形势再说！这种看似两不得罪的意见，也为接下来的矛盾激化埋下隐患。据记载：顾楫所拆的设备主要是四方机车厂第二工厂的70台机器，以及机器刀架和床身等主要部件，车轮部分除车轮箍加热炉外的全部机械及起重天车；木材加工厂的带锯机、锯齿修磨机；还有动力及锻工等厂的176马力空气压缩机1台、80千瓦电动机1台、蒸汽锤2台、空气锤1台，铸钢用转炉及附属设备和部分线路钢轨等。设备装了3列车。葛光廷之所以提出先把这些设备运抵张店，因为在此之前，胶济铁路管理局已决定在张店筹建机车工厂。把这些设备转移至此，也算权宜之计。
事端没有得到解决，局势却陡然紧张起来。1937年9月，铁道部见战火既起，四方厂仍按兵不动，便安排杨毅再次来到济南与葛光廷“磋商”。而所谓的“磋商”已经无异于颁布命令，“四方机厂三分之二由顾楫带到株洲，另三分之一到西安、洛阳、江岸等地”。而更显其强硬态度的是，对一直反对南迁的栾宝德，就地改任胶济铁路管理局机务处副处长。
对葛光廷来说，此举已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了。遵从部令，无话可说。已被“清除”的栾宝德更是无回天之力，南迁事宜得以迅速展开。顾楫和工程司朱黼带领160余名员工，将四方机厂的大部分机器设备拆卸装运，开始向着千里之外的株洲进发。
株洲机厂是1936年浙赣、粤汉铁路通车后开始建设的机车工厂，但一直因设备、人员短缺而建设缓慢。四方机车厂技术、设备的到来无疑雪中送炭，使株洲机车工厂得以快速扩建。与此同时，四方机车厂的另一名工程师张名艺押运其他设备抵达京汉铁路江岸机厂；另有部分设备运至洛阳、西安车辆工厂。史料载：“‘七七事变’前后，胶济铁路全线共有机车107台，客车213辆，货车1858辆，除破残者外，全部转移完毕。”
但是，四方机车厂的南迁并未能划上一个圆满的句号，反倒是以悲情落幕。
当四方机车厂的人员、设备落户株洲不久，日本侵略者的步伐接踵而至，株洲机车厂无奈迁至广西兴安。1944年11月，日军再逼兴安。按照部令，顾楫只得将机器设备编成两列车，沿湘桂黔铁路向西转移，当到达金城江后，燃料用尽，无法再行。为避免被日军所获，国民政府命令将所有设备抛入江中……
无法想象顾楫在将车辆抛入江中时的心情！为保住中国工业命脉，千辛万苦，由黄海之滨到西部深山，最终还是难逃劫数，让人唏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