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俸税是香港的三大直接税种之一（其他两个是企业所得税和物业税），香港的中产阶层是薪俸税的主要贡献者。根据香港政府统计处的定义，每个月收入1万至4万港元的住户列为中产阶层住户，这类住户占了整体住户数目的55%。鉴于中产阶层的重要性，本文从中产阶层的角度切入，窥视香港税制的一些特点。
一、香港的薪俸税
香港的财政年度和其他国家类似，从每年4月1日开始至第二年的3月31日止。香港的“财爷”（财政司司长）每年会在2月底向立法会提交下一财政年度的预算报告，交待下一年政府财政预算的计划。这对香港市民来说是一件大事，因为政府公布的不少财政措施都是民生支出。这些很容易成为媒体和社会关注的重点。
与此同时，另一项重要的工作并没有收到这么多的关注：那就是上班一族一般需要在2月份交纳薪俸税。与内地的做法不一样，香港政府并不会从雇员每月的工资里面扣除个人所得税的税款。港府依靠市民每年填报一次一年内的所有收入，并根据市民自己填报的收入信息计算应交纳的薪俸税。市民在收到港府税务局的缴税通知后，就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完成交税任务。
这里有几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首先，香港的薪俸税占年度财政收入的10%-16%左右，是一个比较重要的直接税种。由于税基较宽，属于政府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从国际比较来看，香港的薪俸税税率较低，年收入20万港元以上，可征税收入的税率为17%，而个人所得税的整体税率不会超过15%。这比很多国家都要轻。但是由于缴税方式是每年一次，因此打工仔看到一个年度要交的税款时，会觉得数值仍然是较大的。尤其对中产阶层来说。
根据瑞士信贷研究所（Credit Suisse Research Institute）发布的《2017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 2017），香港有一半以上的打工仔可位列中产一族。在香港，年收入为24万至60万港元即可算为中产阶层。简单按照15%的上限税率计算，这个阶层需要交纳的税款为3.6万至9万港元（扣除了可宽减税款之后，实际数值会比这个低）。试想，每年2月都要向政府交这么一笔钱的话，打工者是否会觉得，政府拿走了自己的不少血汗钱？
其次，香港民众的纳税遵从度很高。例如，2010至2014年间进行第六轮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 wave 6）香港地区的调查问卷询问受调查者“一有机会就逃税”是否有理？回答范围从根本没道理（得分为1）至总是有理（得分为10），总计十个选项。在接受调查的近一千人中，这道题的平均得分为2.05。这说明香港民众的缴税意识是非常高的。也说明了为什么税务局可以大胆地采用让市民自己填报年度收入的方式来征税。如果没有较高的纳税遵从度，这种收税方式显然是行不通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港府的行政效率较高。
第三，虽然香港市民的纳税遵从度高，但他们对港府的要求不低，尤其是每年需要向港府缴纳“看起来很多的”薪俸税之后。正如财政社会学的一个观点所论：当打工仔履行了自己缴税的义务之后，他们自然就有了主人翁的意识，对政府提供的服务就有了较高的要求，也有了较高的政治要求。
也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使用国际组织的评价，港府在众多参评国家和地区当中的公共和行政服务效率是非常高的。但民众对港府的评价有时却不见得满意。不同的调查结果都显示了，民众对港府的满意度不高。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可能是，民众对港府提供的服务要求较高，也很可能与港府收取薪俸税的方式有很大的关系。
二、香港政府的卖地收入
卖地收入是香港政府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
根据香港立法会秘书处2019年4月发布的一份有关“2019-2020年度财政预算案”的研究简报， 2015-2016年度至2019-2020年度，卖地收入占港府收入平均为21%。我们亦查找了“财爷”向立法会提交的历年财政预算案中关于卖地收入的修订数据（更能准确反映卖地实际收入情况）。其中显示，2010-2011财政年度至2016-2017财政年度，香港地价收入介于620亿港元至841亿港元之间；2017-2018财政年度，地价收入则高达1636亿港元，占当年财政收入的26.7%。
表面上看，港府的卖地收入越多对香港中产阶层就越好。因为卖地收入越高，手中资金越充裕的港府就理当不用再从打工仔那里收取太多薪俸税。道理是这样，但依赖土地财政收入似乎成了港府的惯性思维。
要从卖地中获得较高的收入，整个私人住宅市场的价格必须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不然开发商不会愿意出高价从政府手上获得土地开发权。近两年来，港府在拍卖土地时，成交价不断升高，并且现在香港楼市价格也是屡创新高。2018年5月，一幅位于九龙启德地块（原启德国际机场旧址）的住宅用地以逾251亿港元成交，成为全港新地王。
这样问题就来了，香港中产阶层的年收入是24万至60万港元。而香港“上车盘”（性价比高、总价合适年轻人第一次置业的楼盘）的价钱大约为400万至600万港元。很多中产人士，尤其是年轻人，如果没有家人在首付上支持的话，是没有办法实现买房的愿望的。在香港，是否有房子也成为决定年轻人结婚和成家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很可能，通过卖地获得的财政收入，让港府能够较灵活地应对其他方面税收的变化，这从政府财政收入的角度来看是一个优势。但这个优势是有代价的：香港的中产阶层因此面临居高不下的房价。当高房价成为一个政治因素时，民众对政府的满意度可能就会较低了。而且，土地收入并不像薪俸税和企业所得税那样稳定，政府储备的土地资源毕竟是有限的。
三、香港的资本收益
香港目前的税制安排是资本收益不用纳税，这也是为什么香港对全球投资者来说是一个非常有吸引力的地方的原因。这与打工仔辛苦赚到的个人收入要交纳薪俸税。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
香港的税收结构非常简单，直接税种包括企业所得税、薪俸税以及物业税。2006年2月，香港取消了遗产税。更为重要的是，香港拥有全球最密集的百万、千万富翁。总部位于南非约翰内斯堡的新世界财富咨询公司（New World Wealth）2014年发布的一份报告显示，香港成为全球拥有最多千万美元富翁的城市，数目达到1.54万人。相关调查又指，香港港拥有100万美元资产的百万富翁人数有21.17万人，占人口比例2.9%，是全球第五多百万富翁城市。这些百万、千万富翁的收入来源主要是投资收益，不像一般中产打工仔主要靠自己的工资收入。这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差别。
财富投资增加所获得的收益不需要交税，但是打工仔辛苦赚到的钱却要交纳不少税款给政府。毫无疑问，这个制度安排有着非常长久的历史发展，是由香港的制度发展以及其亚洲金融中心的定位等所决定的。但是这个安排确实使得中产阶层觉得社会不太公平。要改变这个现状，似乎更难。
如果要对资本收益征税，该如何操作？这个税制能否给香港带来一个稳定的税收收入？香港吸引资本的原因正是因为税率低，如果增加了资本收益税，资本家很可能会考虑其他更具有政策优惠的地方。即使香港政府想提出这样的一个税收方案，最终能否获得立法会的批准，也是一个未知数。
四、当下的经济困境
经历了去年的“反修例风波”，当下又有新冠肺炎疫情影响，香港中产阶层面临的困难可能更大。香港属于一个外向型的经济体，对外部经济的依赖性很强。在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大爆发的环境之下，经济衰退已经是一个可以预见的情况。
比如说，为切断疫情的传播源，香港最近禁止非香港居民通过机场入境。缺少了旅客，香港的旅游业、酒店已经受到严重打击。现在不少行业和部门已经在考虑对雇员工资减薪或者是冻薪。中产阶层在这个特定的经济环境下，可能受到的影响最大。
首先，港府今年的财政收入可能会大幅减少。旅游业一直是香港的经济支柱之一，今年3月，香港整体访港旅客约8.2万人次，相较于去年同期大跌98.6%；今年首季访港旅客348.9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大跌80.9%，是自2003年第二季以来最大跌幅。香港旅游发展局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有96%的零售商在疫情期间亏损，计划5月份采取员工放无薪假措施的零售商，比例升至64%。
其次，港府的支出压力在不断增加。虽然港府在内地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之初就非常及时地启动了应对措施，但鉴于香港与内地及国外非常紧密的联系，且本身人口密度又非常大，香港面临的社区暴发风险很大，医疗系统也面临较大的压力。这无疑要求香港政府在财政投入上优先考虑这块投入。另外，港府采取了多种应对社交隔离措施，包括限制饭店、美容院、学校等公共场所的人流或者关闭公共场所，导致相关行业从业者的收入受到沉重打击。
为缓解困难，港府目前已经推出了两轮财政纾困措施，但目前仍然有不少行业和阶层抱怨措施未能惠及他们，财政支出面临的压力越来越大。
第三，港府更多把有限的资源花在了那些最需要政府帮助的群体上。比如，对因疫情原因失业的人士和低收入家庭，放宽了申领综合社会保障援助（综援）的资产上限至现有水平的一倍，为期6个月; 为支援失业人士，暂时放宽了申领综援计划下失业援助的资产审查，将健全申请者的资产上限提高了一倍。
在收入紧缩而支出压力增大的情况下，香港中产阶层想从政府的财政政策里面获得额外补助，是不太可能的。也即是说，中产阶层需要自食其力。
五、结语
在美国智库传统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指标体系中，香港的财政健康指数为100分，这说明香港与其他国家或地方相比，在财政方面具有较大的优势。（此外，香港还有营商自由、贸易自由及金融自由等方面的经济优势，并且以其优良的税制，促进经济增长。）
但这个指数并非能够反映出全貌，因为它是建立在两个主要的指标体系基础上的：政府的赤字水平以及债务水平。恰恰这两项，香港控制得非常好。《基本法》明确规定：香港特区的财政预算原则是量入为出，力求收支平衡，避免赤字，并与本地生产总值的增长相适应。香港又历来倾向于使用现有的财政收入来推动基础设施建设，政府极少发债。
但是毫无疑问，正如上面的分析所揭示的那样，香港的财政面临的压力更多是隐性的。随着香港人口老龄化趋势的增长，加上当下疫情所带来的全球不确定性以及经济衰退，香港很难避免受到冲击。面临困难，或许也是一个进行长久改革的机遇。当下，或许正是考验决策者如何长远规划的好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