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四大发明之一的造纸术，改变了人类的文明进程。著名美国人类学家路易斯·摩尔根曾将文字的使用作为文明的标志，但是早期文字的使用只限于很少一部分上层人物，如埃及的书吏和中国商代的贞人。而且，早期文字表现和记录方式的困难，使得知识很难传播，制约了国家行政管理的效率和知识的积累与传播。因此，蔡伦造纸对于知识传播和文明进程做出了伟大的贡献。
蔡伦，东汉宦官，永元九年(97年)成为监制御用器物的尚书令。他以树皮、破渔网、麻头、破布为原料，发明了一套完整的技术工艺，故称“蔡侯纸”
遗憾的是，蔡伦造纸这件在史书上有明确记载的史实，却因许多所谓的考古新发现而受到怀疑，蔡伦发明家的地位降格为造纸术的改良者。一些学者热衷于用考古发现来推进历史进程，却并不在意深入了解这些材料出土的埋藏背景以及社会因素，导致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如果这种挖宝心态过分膨胀，就会变成冤假错案。比如，英国人道森刻意伪造皮尔唐人头骨，以证明大英帝国是人类起源的摇篮。而日本藤村新一则以伪造考古现场来不断推进日本历史的源头。虽然“西汉纸”并非故意造假，但是考古发现过程的草率和鉴定的不科学是显而易见的瑕疵，值得我们重视。考古发现对增进我们对历史的了解功不可没，但是对于许多新发现需要做严谨的科学鉴定，而不应该轻易根据单薄的证据就下轻率的结论，甚至贸然改写历史。
早年判断“西汉纸”的主要瑕疵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鉴定不科学，简单草率。早期的发现都是根据田野工作者的肉眼目测和直觉判断，而且提出西汉有纸断言的科技史专家并无考古学和造纸方面的专业资质。二是没有对“西汉纸”的出土背景做埋藏学或遗址形成过程分析。三是没有考虑“西汉纸”的功能背景和造纸术产生的社会动力。“西汉纸”的发现大抵还处于我国考古学经验主义盛行的时代，还没有科技考古的介入，以及当代考古学对考古材料产生背景进行探索的要求。因此，今天从21世纪的考古学标准来反思“西汉纸”的问题，需要重新评价这些发现的科学性问题。
自改革开放以来，科技考古的发展势头强劲，成果斐然，并成为我国考古研究的常态操作。反观过去，像“灞桥纸”这样的发现，在没有经过造纸专家鉴定，考古人员直接在专业杂志上发表自己目测判断的推测是很不规范的做法。所以，考古学鉴定对科技方法的要求，也需要我们对这个武断的结论再做审视和反思。
本文想从现在对西汉纸的专业鉴定，结合考古学对出土材料埋藏学和社会功能背景分析的要求，再次审视“西汉纸”问题存在的瑕疵。
纸状物的专业鉴定
造纸术的基本步骤包括：植物纤维的切断、沤煮、漂洗、舂捣、帘抄、干燥等步骤。而判断手工纸的一个关键特点是所谓的“帚化”，即粗糙的纤维经过打浆处理后被粉碎，使纤维端梢压溃呈丝裂状，形如扫帚。帚化的作用是使纸浆纤维在抄造成纸时提高结合点和结合强度。传统手工方法用纸帘抄纸,纸浆中的纤维经过纸帘滤去水分,形成匀薄的湿纸页。
较为详细的造纸工艺流程：1.切麻，2.洗涤，3.浸灰水，4.蒸煮，5.舂捣，6.打浆，7.抄纸，8.晒纸，9.揭纸
考古出土的古代纸状物无论外表看上去如何像纸，没有这道工艺，就不能称为真正的纸。埃及的纸莎草纸和中国古代有丝絮纸，都是纸状的薄片，能够书写，但不是真正的纸张。在2006年出版、路甬祥主编的《中国古代造纸工程技术史》一书中，王菊华和李玉华两位资深造纸专家对主要的“西汉纸”介绍了她们的鉴定结果[1]，在此对几件久负盛名的“西汉纸”鉴定结果摘要如下：
（1）“灞桥纸”：可以看到纤维束走向，质地松弛，表面粗糙，没有任何抄纸帘纹的结构。因此，似纸的薄片是纤维自然堆积而成。所谓改写历史的“灞桥纸”实际上是铜镜的麻絮衬垫物。
“灞桥纸”，同一方向的麻絮状纤维，出土于汉墓铜镜表面的残布下面，发现时被人为湿化、揭开、并夹入两块玻璃之间压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