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回体小说，就是以“回”划分章节，每一回两则故事，每则故事拟定一个标题，合成一副对仗宽松的对联，组成一个“回目”。
章回小说起源于宋元平话，说书人把一部大书分段讲，每天讲一段就自然形成了章节。到元朝时，知识分子加入到小说创作中，借鉴平话的文本结构，以“则”、“卷”划分小说章节。明朝又在元朝小说家的基础上，以“回目”为章节，“章回小说”正式诞生。
现在的“定论”说《三国演义》是中国第一部章回小说，其实大谬不然，中国第一部章回小说应当是《水浒传》。
为何说《水浒传》是中国第一部章回小说，施耐庵为何要以“回”划分小说的章节呢？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时出版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红楼梦》，从而，“四大名著”诞生。从小说的文本结构看，四大名著都是章回小说，都是以对仗回目划分章节。这是四大名著的一个共同特点，也是明清小说最为普遍的结构体式。
除了结构体式相同，都是章回小说外，四大名著还有一个其他小说不具备的共性，那就是版本都比较复杂，都有不同程度的修订、篡改甚至删节。以《三国演义》来说，目前所能见到的最早版本是嘉靖元年（1522年）所刊刻的《三国志通俗演义》，也就是“嘉靖壬午本”。
有明一代，罗贯中的这部小说基本上是以“三国志”加上类似于“通俗演义”的后缀为书名，明末清初时，毛纶、毛宗岗父子对《三国志通俗演义》进行修订，除了增删内容，强化尊刘贬曹的正统观外，就是对文本结构进行了大刀阔斧的重构。在此基础上更改书名，这才有了《三国演义》。也就是说，罗贯中写的这部小说，明朝时不叫《三国演义》。
嘉靖壬午本《三国志通俗演义》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章回小说”，而是以“则”为章节，每一则有一个小标题。比如，第一则“祭天地桃园结义”，第二则“刘玄德斩寇立功”。毛纶父子修订时，把这两则合成一回，重拟对仗回目就变成了“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斩黄巾英雄首立功”。
罗贯中原著嘉靖年刊印时，总分二十四卷，每卷十则，合二百四十则。毛纶父子两则合一回，《三国演义》就是一百二十回。最后一回“荐杜预老将献新谋，降孙皓三分归一统”，是合并《三国志通俗演义》最后两则：“羊祜病中荐杜预”、“王濬计取石头城”。
由此可见，《三国志通俗演义》没有采用回目划分章节，不能说是严格意义上的章回体小说，它只是宋元平话文本架构向章回体小说过渡的一种小说体式。《三国演义》是明末清初时经过修订而以回目为章节的，这部书刊行于清代，从文本架构来讲，那就可以说是清朝时期的章回小说了。
另外一部冠名罗贯中的《残唐演义》也是以“回”为章节，回目不是对仗标题，而是单标题，比如，第一回“孙待诏史记世系”。但是，这部小说已经被判定是清代书商所为，伪托罗贯中之名而已。
在清朝之前，以回目划分章节并不十分流行，最为著名的“三言两拍”也不是真正的“章回小说”，讲的是单篇故事，也就是现在所说的短篇小说，以“卷”划分篇目。
《金瓶梅》是明代另外一部“章回小说”，而这部书是从《水浒传》衍生出来的，或者说其创作灵感出自《水浒传》，同时也借助了《水浒传》的影响。故而，《金瓶梅》的文本体式也就效仿了《水浒传》。
总而言之，章回小说始于明代，《水浒传》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章回小说。
说这个问题之前，必须先厘清一段历史公案，那就是《水浒传》的作者与《三国演义》作者的关系，以及成书的顺序。
现在公众普遍认知施耐庵是罗贯中的老师，在指导学生写完《三国演义》后，师徒联袂写了《水浒传》。这个说法自明中期以来谬种流传，迄今仍采用错误的说法。
高儒在《百川书志》中说，《水浒传》总共一百回，“钱塘施耐庵的本，罗贯中编次”。这一说法其实并不靠谱，高儒此书谬误甚多，有关《水浒传》的说法也是一本糊涂账，大概是没有通过严谨考证而下的结论。郎瑛的《七类修稿》也提出了与高儒相同的观点，高儒错了，郎瑛也是不对的。
高儒之前，有关《水浒传》的作者之说恰恰相反，比如许子昌在《稽斋漫录》中说，罗贯中是南宋人，写了《水浒传》。田汝成则在《西湖游览志馀》中说道：“钱塘罗贯中本者，南宋时人，编撰小说数十种，而《水浒传》叙宋江等事，奸盗脱骗机械甚详。”田汝成还说，罗贯中因为写了一部诲盗的书，他的子孙全部聋哑。
从田汝成异想天开的瞎琢磨来看，明代所论《水浒传》及其作者也是莫衷一是，几乎都是不可采信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