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两位常坐直达我们学校公交车的老人说：“你们学校的大学生不愿意让座，看到老人上车没有座位，简直视而不见。”
我说：“这不怪学生，怪我们这些当老师的没教好”。
但想了想，又争辩道：“可是我觉得我们学校大多数同学看到老人还是会让座的，您看到的那些年轻人就一定是师院的吗？”
“他们一直坐到你们学校门口下车，还能是哪儿的？”
我只好打趣说：“可能您二位看起来年轻，不像是上了年纪的人。学生们觉得让您站站也无妨吧。”
两位老人笑了。但我心里可没这么轻松。记得有一回给某系的同学们上课，讲到“社会意识对于社会存在有相对的独立性”，我就说：
“比如说，道德水平和经济发展水平，就往往并不是一种直线的正比关系。例如某特大城市，经济发展水平比我们这里高很多，可是我的很多当地同学说，那儿的公交车上，经常就有年轻人看到老弱妇孺不让座，他们自己都看不惯——这种情况我在那儿上学时也看到过。不过在我们这里，尤其我们学校的同学就不会这样，见到老人呀，抱小孩的啊，都会主动让座，对不对？”
可是，同学们并不认同我的话，在下面议论纷纷的。几个胆子大的同学还嚷嚷起来：
“没有啊，咱们学校也有好多不让座的呢！”
我觉得有些尴尬。因为我在本市也确实碰到过一回这样的情形：
几位老人上了公交车，往后挤了很久也没有人让个座。几个大学生模样的年轻人（不知道是不是咱们学校的）坐在座位上，老人从他们身边走过，他们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而我也是站着的，没办法。
所幸司机人挺好的，他在喊：“几个老人家坐到座位没有哇？”
我听了，急忙配合，也朝着司机的方向大喊道：“没有哇！”
这时终于有两个年轻人（不是那几个学生模样的）不好意思地站了起来。这事我印象深刻，但是我总想，那几个人应该不是咱么学校的学生，因为我看到过很多次我们同学让座。谁料.....
也许，听我那次课的同学都会想：我们现在这是怎么了？我们究竟应不应该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帮助别人？
但是我觉得，更深层、更关键的问题是：我们究竟应该去做一个怎样的人？我们究竟应该向怎样的人学习？我们究竟要到哪里去寻找力量？
我不好说别人一定得如何如何，就说说自己的感想，自己对自己家里人的一点感想吧。 而眼前两位老人的话，让我不禁记起了一个星期之前大舅和我谈的一番话——我的长辈，他们丰富的人生经历和感悟，常常会在做人这方面给我以深刻的启迪。
到这学校来工作之前，离大舅家比较近，我一家经常到他家去玩。他退休在家，有时也会和大舅妈来我家坐一坐。那天吃完晚饭，我送他们回去，就聊了一路。大舅对我谈起了他的爷爷，也就是我的曾外祖父（我们叫“老外公”）：
你的老外公去世后很久，我才理解了他那个人。你知道吗？六、七年以前，就是外公去世后，而你小舅舅还没有出国去的时候，我和你小舅舅有事回老家。在老家那几天，我们曾经路过一个小庙。这个小庙离我们村子已经有几十里地了，我们在那里休息，管庙的那个老人家听见我们讲话的内容，就问：
“你们是南村宋家屋里的啊？”
我们说是啊。然后他问我们爸爸是谁，爷爷是谁，我们都一一告诉了他。谁知道他就激动起来了，对我说：“你们家是我的大恩人哪！你爷爷救了我的命呀！”
原来，大概五、六十年以前，他又病又饿，倒在路边里奄奄一息。你的老外公刚好路过，把他背回家里，给他推拿，搞草药治病，又给他做了东西吃，终于把他救活，还送了些钱给他，让他回家。他说他这条命就是你的老外公救的，所以他一辈子都记得南村的宋师傅。离开那座小庙，我和你小舅都有很多感触：这件事情我们以前根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你老外公是那样的人。乡亲们都讲，他做过不知道多少这样扶危济困的事情，说他其实自己有没有多少钱，但是看不得别人受苦，是那种只要身上有一件衣服，都宁可脱给别人穿，或者起码也剪下来一半给别人穿的人。不过他有些像《水浒传》里那些好汉：高大魁梧，性格豪爽，对别人好，对自己家里的老婆孩子倒不怎么样，又好喝酒，还在旧社会里沾染上赌博的恶习。所以，他虽然很勤劳，很能干，地里的活也好，搞其它手工业也好，样样都做得比别人强，可就是发不了家，因为都让他喝掉赌掉，或者散钱出去帮助了别人了——他曾经把家里房子卖掉接济朋友，不久又砌一座新房，然后把新房里的好家具都卖掉还赌债。他一辈子就是这样活着，我们小时候都不理解他。因为他勤劳苦干，我们并不是说没吃没穿，但他这样一弄，往往家里刚有点起色，立刻就折腾光了，所以包括你外公都很有些怨他。但是现在我理解他了。他是有一些缺点，可他天性就是这样急公好义，古道热肠的人，一辈子仗义疏财，做了无数好事，十里八乡有口皆碑，我们每次回老家，乡亲邻里对我们这些人都要高看一眼，不是看你有钱或者什么，是你这一家的名声好，大家心里佩服。——你看就连这么远的地方，都有人记得他。我们这些人谁能做到这样？
大舅见我静听入神，又说：
别看你外公有点怨你老外公，可他自己一辈子也是赤胆忠心，勤奋工作，乐于助人，光明磊落，只有他帮别人，从来没有损人利己，损公肥私。他先后办了三个工厂，搞得红红火火，但是文革的时候，怎么查都查不出他一点经济问题。只是他吸取你老外公的教训，并且受党的教育，没有你老外公的有些恶习，而且他更加精明、严谨，是个为国家搞企业，搞建设的实干家。你还记得在你们家院子里为外公办丧事的时候吗？我们请来主持丧礼的老先生，一看孝家的名单，再看看我们家这些人，就说：
“你们家真是很难得啊。我搞过这么多年的丧礼，像你们这么大家族，难免有一两个早逝的，但是你们兄弟姊妹个个齐全，没有一个凶短夭亡。家里几辈人一看都是健健康康，端端正正，仪表堂堂，这是福，是祖上积德，做了好事啊。”
虽然我是共产党员，不信迷信，但我觉得他说的也有道理：因为他们两位确实都是一辈子走正道，做好事，所以子子孙孙也走正道，虽然没有谁发了大财，当了大官，但是你坦坦荡荡的人，确实身心更加健康，生活更加平安。
和大舅道别后，我还在回味着他刚才的话。家里的长辈，尤其是前几代长辈的很多事情，我过去都不很清楚，直到七年前外公去世的时候，我要代表孙辈致辞，这才从舅舅阿姨他们那里了解到了一些情况——这真已经是太晚太晚了。但仅就了解的这些而言，我无法不对家里的这些长辈生出一种崇敬之情。
其实，不只是外公和老外公让我敬佩，父亲也给我讲过他的父亲的一个故事：
那是建国后的三年困难时期，大家都吃不饱饭，你爷爷担任大队长。大队里有几个干部喜欢搞些小偷小拿，但就怕过不了你爷爷这关。有一次，我路过生产队放花生的地方，有个干部叫住我，往我的两个兜里塞满了花生，还很关心地跟我说：“你拿回去吃，给你的爸爸一起吃！”
我当时年纪小，不懂事，就兜着花生回到家里。结果你爷爷劈头盖脸就把我训了一顿：
“这个你也拿啊？这个你拿了，我还怎么管他们？现在这样困难，几个干部还把集体的东西，你拿一点，我拿一点，大家怎么办？！社员怎么办？！你拿了多少？给我当着他们面放回去！”硬领着我当着他们的面，把花生一粒不少地放了回去。
那几个干部看着，简直就像被耳光打脸一样！
他们见你爷爷这样硬，再也不敢乱拿集体的东西了。
父亲从此把这件事记在了心里：公家的东西，不管是财物还是职权，都要为大家服务，要珍惜、爱护，不能破坏、贪占、滥用。
后来无论在农村、在部队，在企业，无论是当大队干部，当部队司机，搞保卫工作，还是后来担任工会主席，他始终牢记自己是来为人民服务，为大家办事的，而不是来多吃多占的。他从来没有利用手中各种便利、职权，来为自己谋取过一分钱的不正当利益。
在部队当战士的时候，父亲曾在嘉陵江里救起过一位溺水的战友；
当司机出外的时候，他会耐心说服那些想拿石头打卡车车灯的农村孩子：“小朋友，这是国家财产，好孩子就不能破坏，对不对？”
当工会主席的时候，他为很多困难职工解决了实际问题，别人要提着东西上门来感谢，他和母亲一概拒绝。实在推不过的一些烟酒之类的馈赠，他都会告诉母亲选择适当的时机，用价格相当的东西送回去——既不伤别人的脸面，又不占这些困难同志的便宜。
在父亲的叙述中的爷爷，和舅舅叙述中的我的老外公并不完全相同。老外公简直是任侠使气，不顾一切地去帮助别人，而爷爷则对父亲说：“君子固本，量力而为”，意思是说，君子并不是不要个人利益，君子也得先把自己的事情搞好了，再去帮别人，而且要掂量好自己的斤两，不要头脑发热，轻易许诺，不要勉强自己去做根本做不到的事情。
另外，在父亲他们看来，世上还有个“救急不救穷，帮弱不帮懒”的道理，你帮助别人，你扶危济困，雪中送炭，是很应该的，但是包办代替，胡帮乱帮，则往往事与愿违，害了自己又帮不了别人，所以出钱出力是帮忙，对那些懒惰的、不思进取的人进行批评教育，促其猛醒、上进，这也是帮忙，有时还是更有意义的帮忙。
长辈们的这些叙述和教诲，对我的意义真是不可估量的。——很多时候，我甚至愿意放下那些顶盔贯甲的大师巨著，专心去听他们讲话，去吸收这些朴实而高尚的心灵所赐予我的这些宝贵财富。
大舅还曾经对我说：
我为什么喜欢*时代？你的这些长辈为什么哪怕挨过饿，也都喜欢*时代？其实最终也没有什么大道理，就是因为我们都感到：人光为自己而活着，其实是很空虚、很贫乏的。内心里只有自己的人，是一个精神上的穷光蛋。而*时代和*思想则告诉了我们：人除了为自己活着，还可以为什么而活着？一个有道德的人，除了爱自己，爱亲人，还会爱这个世界；而一个自私的人，到最后就会连自己的亲人都不爱——我就亲眼看到过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些家庭就是为了钱，分崩离析，哪有什么亲情？有的虽然没有闹得这么厉害，但是其实也很畸形，归根到底就是大家太冷漠、太自私：对别人如此，对家人同样如此！我也反对*时代的一些极“左”的东西，我也知道那个时代的人，并不是个个都大公无私，个个都那么先进，也有落后的，懒惰的、阿谀奉承的，贪污浪费的，搞破坏的，但起码我知道大多数人即使没有雷锋焦裕禄那么先进，至少内心是光明的，是感到很充实，很有希望的。现在，你觉得大多数人是这样吗？你觉得你的学生大多数是这样吗？
三舅则向我讲过一段他下放农村时候的经历：
我当知青的时候还不到17岁，负责给生产队放牛，有一次放着放着我就睡着了，牛就不见了。我一觉醒来，已经太阳快落山了。这回去怎么交代呀？我这个急呀，连忙顺着牛蹄子印，翻过山去找。找到晚上，发现这牛是跑到人家农民种菜的自留地里，把人家的菜是啃得一塌糊涂。我敲开农民家的门，人家说：“牛我们已经系好关着了，今天天色已经晚了，山路不好走，你一个人带着牛回去不方便，搞不好又会丢。你先在我们家吃晚饭，休息一晚，明天一早把牛带回你们知青点就是了。”人家可是一句没有提要我赔他们损失的菜呀，而且还留我吃了一顿很客气的晚饭，等于我的牛在人家家里吃一顿，完了我又吃一顿。
吃完饭，我说我还是得回去，牛先放你们这儿，因为我如果一晚上不回去，知青点还有大队里头都会着急的。他们见留不住我，就打着手电送我回去。
走到半路上，就看到漫山遍野都是火把和手电，在喊我的名字——原来，大队*一发现我晚上没回知青点，着急了：“这是人家父母的小孩，交给我们，在荒山野岭里不见了。万一出了事，我们怎么向人家父母交代？”立刻动员了上百个知青和社员上山找我.....
这个事情以后，我也没受什么处分，也没叫我们赔什么——其实损坏的菜是人家农民自留地的，是他的直接损失——农民和干部都是叫我以后注意点就是了。
这就是我经历的那个时代的社会风气，真的是很淳朴。人与人之间，就是那样愿意互相信任和帮
助。
我记下他们说的这些，不是为了怀旧，而是在分析他们的品格和力量是从哪儿来的：
一个时代培养了一个时代的人，而一个时代的人也可以改变一个时代。不尽如人意的现实，不尽如人意的自己，都是可以改变的。但是，怎么改变呢？这就需要我们从前辈，从历史那里吸取必要的智慧和力量。
记得黄克诚老将军——他也是我们湖南的，是郴州永兴人——在有人大肆否定*的时候讲过：
我记得一九五六年苏共二十大以后，赫鲁晓夫那个秘密报告送到我们中央，中央讨论《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时，*给我们念了一首杜甫的诗："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王、杨、卢、骆是指唐初文坛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当时盛行骈体文，王勃《滕王阁序》、骆宾王的《讨武氏檄》部是有名的骈体文。到唐朝中叶杜甫那个时代，反对骈体文，提倡古文，很多人写文章骂王、杨、卢、骆。杜甫是有点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他这首诗的意思是：王勃等四人的文章是他们那个时代的体裁，现在一些人轻薄地批判耻笑他们，将来你们这些人身死名灭之后，王、杨、卢、骆的文章，却会象万古不废的江河永远流传下去。*念这首诗，是针对赫鲁晓夫反斯大林的问题。我想，这首诗今天仍值得我们借鉴，使人们注意不要以轻薄的态度来评论*。
...... *逝世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财富，也留下了一些消极因素。他的消极因素是暂时起作用的东西，经过我们的工作是可以克服的，而且我们正在很有成效地加以克服。但是他留下的最宝贵的财富即*思想，却将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现在有些人要丢掉*思想这面旗帜，甚至把*的正确的思想、言论也拿来批判。我认为这样做是要把中国引上危险的道路，是要吃亏的，是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杜甫的诗写得好，黄将军的话说得更好。
其实，不光是对*那样的巨人、伟人是如此，对经历过历史的每个普通人也是如此。
当我们自己不知道如何是好的时候，长辈们——不管是伟人、巨人，还是我们的父母、亲人——的这些精神财富，往往会给我们以巨大的鼓舞和启发，但是，这得我们自己去认真地倾听、辨析，弄清楚什么是黄老将军说的“暂时起作用的消极的东西”，什么是能够“长期指导我们的行动”的积极的东西。
我的长辈们是经历过很多困难甚至苦难的，但是他们教给我的东西，或许有对有错，却没有悲观、绝望，更没有一丝一毫的消沉怠惰、玩世不恭——这本身就是一种会永远发光的最宝贵的品格。
特别是，我总能在这种对话与交流中，找到一条帮助我弄清“依靠谁？为了谁？我是谁？”“我应该想什么？做什么？”这些问题的的越来越明确的线索。
这条线索，既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实，而且我相信，它决不仅仅只对我一个人有意义。
不是吗？
已经写得太多了，就此打住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