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宝瑞，张寿臣为其起名刘立棠。刘生于１９１５年，是张寿臣诸多弟子中年龄最大的。也许是年龄差距小的原因吧，师徒二人谈话投机，关系融洽，全没有师生间的拘谨，故此谓之友徒。
其实，刘宝瑞和张寿臣相识很早。刘是相声迷，自小即混迹于北京天桥及东安市场等一些相声场子里，见多识广，尤喜张寿臣的相声，也曾向张寿臣学习请教过。而此时的张寿臣还未曾享名，后来，刘婉转周折地拜在张寿臣门下，故此，常宝堃为长，刘宝瑞反而居其次了。
１９４４年，刘宝瑞约张寿臣去济南同台演出，约有三四个月之久，师徒不仅同台，而且生活在一起，又是刘宝瑞学习的一次机会，建国以后，张寿臣先生婉谢中央广播说唱团的邀请，并推荐刘宝瑞替代他。因此，刘宝瑞得以定居北京并频繁往返京、津，系统地向张寿臣学习单口相声，刘的单口相声的提高，主要得益于这一时期。
刘宝瑞来天津，总是为张寿臣带来许多的欢乐。刘宝瑞外出的任务多，见闻也多，而这些见闻正是张寿臣最喜欢听的，什么福建前线的炮弹，西双版纳的森林，中南海的首长……刘宝瑞侃侃而谈，张寿臣则听得津津有味。
有一次，宝瑞提到去中南海为中央首长说相声的事，他说：有一回我说《百家姓》，说到请各位观众说一个字，然后接上“周吴郑王”时，朱老总说，就从李先念的念字说吧，气氛特别好……有时天晚了，宝瑞就住下，师徒一谈就是多半夜。
然而，融洽的关系，和谐的气氛，绝不会影响张寿臣传艺的严格要求，有一次张寿臣真的生气了。 那天下午，收音机中播放刘宝瑞演播的单口相声《日遭三险》。张寿臣坐在收音机前细心地听。开始，他很高兴，可是突然之间脸色大变，没等播完，即关掉了收音机。不久，说唱团团长白凤鸣来津办事，顺便看望张寿臣，张寿臣向白凤鸣说出生气的原因，他余气未消地说：“都知道宝瑞是我的徒弟，我的《三性人》(即《日遭三险》)是那么使吗！你回北京给宝瑞捎个信儿，让他得空儿来一趟(天津)，就说我生气了。”
没过３天，刘宝瑞即风风火火地来到了天津，进门唤过师父后即解释说：“三叔(白凤鸣)捎的信儿，我昨天知道的。上次电台录《日遭三险》，录完以后，我觉得这块活没使好，告诉他们别放，他们不听还是放了，您别生气，我回去重录一遍。”
张寿臣见宝瑞来了，气也消了，说：“得了，先吃饭，吃完饭我从头到尾给你说。”刘宝瑞死于“文革”牛棚时，张寿臣已是弥留之际，当他得知刘宝瑞的死讯时，直愣愣地望着墙壁，神情黯然，一句话也没有说。从这天起，他的病情更重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