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能好，山东淄博人，生于1969年，卒于2019年，享年五十。他自幼多话，学历高小。他种过地，打过工，会盖房，干过装修，能熟练使用各类农具，不擅用与电有关的器械……王能好死于非命，没有遗言，只留亲人无限感慨。”
《王能好》，作者魏思孝。/受访者供图
这是一块墓志铭上的文字，连带标点符号，不超过300字。对观者来说，这不过是陌生个体生命终结的一个纪念；但对于墓主而言，这是他一生的概括与总结。或许路过的人可以通过只言片语了解一个人的部分经历，但人们却永远无法知悉，文字所承载的那些岁月，对一个平凡人的生活有着怎样的重量与意义。
这也是小说《王能好》的结局。故事的主角是个农村光棍，名字就叫王能好。在外打工的他，因为三弟的意外死亡回到了村里。在置办丧事的几天之内，王能好与村中的各色人物产生了诸多交集。
给弟弟下葬、处理弟弟的遗物、卖掉细犬……他做的每件事，都是在努力尝试与同村的人建立更深的联系，可不论怎样，王能好似乎始终都是那个被嫌弃的人。
王能好，
乡村浮世绘中的向导
王能好在现实生活里有着一位可以对应的人物，正是作者魏思孝姑姑家的表哥。在魏思孝眼里，这位表哥很有特点。一直以来，魏思孝都希望能够写一篇小说，来讲讲这个男人的故事。
按照魏思孝的写作计划，他可能会在很多年之后再落笔。但表哥突然而至的死亡，让魏思孝意识到，是时候写出那个故事了。
虽然这个人物有原型可以依托，但在此之前，魏思孝并没有和表哥进行过太多交谈。因为“没有人走进过表哥的内心”。
魏思孝说：“我主要通过对他的观察，以及对所见所闻的还原，来塑造虚构人物的形象，王能好身上，其实融合了很多乡村人的特点。”
在动笔时，魏思孝就知道，这个人物的结局只有一种可能——死亡。
起初，魏思孝在设计结尾时，想要写一些王能好死后身边人的反应和状态。
但考虑到叙述视角与结构，魏思孝决定放弃这个想法，转而留下那块墓志铭。魏思孝用简单直接的方式，宣告了王能好一生的结束。土地之上，留下了记录一个普通农村男性一生的文字。而地下，则永恒地封存了那具不被人重视的肉身。
电影《我的父亲母亲》剧照。
写作这部小说的初稿时，魏思孝原本打算写七个章节，每个章节代表一天，小说写完，王能好也就度过了生命的最后七日。但写的进程中，魏思孝觉得不太尽兴，他说：“我觉得王能好每一天都能接触到乡镇当中不同的人物，实际上，这个主要人物就像一个向导或支点，可以通过他的移动，来描绘乡镇上的群像。”
为了让小说更加丰满，魏思孝在每个章节的后面，都添上了一个乡村人物小传——有与王能好同岁的企业老板，也有村子里因为种种原因变成了傻子的人……
魏思孝对其中几个人物形象很是满意。其中一个叫做吕长义。吕长义与王能好同龄，成长轨迹却迥然不同。前者出身于上海知识分子家庭，后者则成长于农村。而这两个人的身份，一个是上市企业的富豪，另一个则是打了一辈子光棍的农民。
但在魏思孝看来，虽然两人的社会地位是如此悬殊，但在人生的某些时刻，比如面对挫败、孤独时，两个人其实是可以坐到一起交心的。他说：“吕长义这个人物表达了我的一种世界观——众生平等。”
电视剧《山海情》剧照。
除此之外，魏思孝觉得对另一位人物王传利的塑造，在某种程度上也能折射出一些乡土社会的境况。在魏思孝的笔下，王传利是个“朝巴”（淄博方言，意为“傻子”），他在自家屋后挖了个鱼塘，不久后，鱼塘遭遇拆迁问题，整个斡旋的过程中，王传利始终都在捍卫自己的权利。
在魏思孝眼里，这与日本成田机场跑道内的农园、美国纽约市第七大道55号街口用马赛克瓷砖拼成的0.3平方米的“赫斯三角”有着共通的价值——它们都属于个体斗争的胜利。魏思孝说，小人物其实也同样可以做出伟大的事，只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给他们的行为赋予太多意义。
农村与城市的困境和悲欢，
是一致的
写成《王能好》那年，是2020年，作家魏思孝34岁。彼时，他已经坚持写作十年整。早期，别人介绍起他的代表作，无可避免地都会提到《小镇忧郁青年的十八种死法》。魏思孝也从不避讳地说，书里充满了他的自我表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