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国徽的历史，你知道多少？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鲁迅先生，但是不一定知道，鲁迅先生曾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枚“国徽”的设计参与者。1912年，鲁迅、许寿裳、钱稻孙三位先生合作设计了中华民国北洋政府时期的“十二章国徽”，又称“嘉禾国徽”。1913年，这幅“国徽”图案由当时的中华民国教育部发表。“十二章国徽”的设计中结合了西方纹章的布局及传统的十二章图案，包含嘉禾、日、月、星辰、山、龙、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共十二种吉祥物。后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青天白日国徽”则是以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为蓝本设计而成。需要注意的是，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的“国徽”与中国国民党党徽样式如出一辙却有所区别：“国徽”的背景为深青天，白日为小白日（不触及外围）；中国国民党党徽的背景为浅青天，白日为大白日（与外环边缘相触）。
我们大家都很熟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我们走过天安门广场时，都能看到悬挂在天安门城楼上方的国徽。在1949年7月，由郭沫若先生执笔起草的征集启示中，国徽的图案也是重要内容之一。到了1949年8月，国徽的征集机构共搜集到了海内外寄来的稿件112件，相关图案900幅。然而最终，国徽并不是与国歌、国旗一起，在同年同月同日诞生的。如果你看有关开国大典的资料或纪录片，仔细观看当时的天安门城楼就能发现，今天悬挂国徽的地方是没有悬挂国徽的，挂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典礼”的横幅。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选定是到了1950年才尘埃落定的。那么，国徽的遴选过程又带给后世的我们哪些启示？
第一，从事艺术创作等工作，应该宁缺毋滥、慎之又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我们一同征集了国歌、国旗、国徽，唯独国徽是在缺位了近一年之久后才选定，恰恰表现了我们工作的“慎之又慎、宁缺毋滥”的风格，也体现了一种实事求是的精神。
第二，从事艺术创作等工作，应该相互学习、取长补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问世，走过了一条从征集作品到委托创作的道路。也就是说，我们本着宁缺毋滥和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未从征集作品中选出一幅合适的作品，于是委托清华大学和中央美院的两个团队设计国徽。清华大学团队由林徽因女士领衔，成员包括莫宗江、邓以蛰、王逊、高庄等。中央美院的团队由张仃同志领衔，成员包括钟灵、张光宇、周令钊等。这两个团队有着两种不同的文化背景，即张仃同志代表的革命文化背景与林徽因女士代表的传统文化背景。所以，张仃先生领衔设计出来的国徽以天安门为中心，具体图案还有五星、齿轮、麦穗、绶带等，体现了革命文化的色彩；林徽因女士领衔设计出来的国徽是大孔玉币形象，再加上五星、齿轮、嘉禾、国名等，体现了对传统文化的传承。最后，*同志决定采用张仃等人的设计，由林徽因等人来协助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过程充分说明了，好的艺术创作应该是创作主体之间的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的过程。进一步说，不仅是艺术创作，国家的发展也要做到相互借鉴、相互学习、相互开放，最终形成可持续发展。
第三，从事艺术创作等工作，应该既继承传统，又开拓创新。为什么民国时期出现了很多大师，如王国维先生、陈寅恪先生等等？原因有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的读书人是兼收并蓄的，在自身有比较深厚的传统文化功底的基础上用新的理论、新的视角看世界，也就是所谓的“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
所以，我们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过程，正是艺术创作既继承传统，又开拓创新的过程。“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作为国家象征之一的国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就有一些与众不同的地方，如在国徽上出现建筑物。我们说张仃同志领衔设计的有天安门图案的国徽体现了革命性与开拓创新的精神，正因为当时世界各国的国徽都没有建筑物的图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领袖们既尊重传统，更看重创新，所以张仃同志领衔设计的带有天安门图案的国徽设计稿才得到了*同志等人的认可。
艺术创作，就应该是“文似看山不喜平”的，一定要言人所未言，也就是熟悉的“陌生化”。一个好的作品应该至少有三分不熟悉的东西，或者对熟悉的东西做“陌生化”处理，如把天安门城楼放到国徽图案里就是一个创新。
综上所述，我们回过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的遴选过程能够体会到前人不唯名、只唯实的作风，对任何涉及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事都必须予以高度关注的态度以及真理可能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的思维。我们回过头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设计过程也能够体会到前人在艺术创作等工作中所坚持的宁缺毋滥、慎之又慎，相互学习、取长补短，继承传统、开拓创新的原则。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通过对国旗、国徽故事的讲述及对其启示的发掘，我们应该有感于先辈们筚路蓝缕的开创精神而有所感触、有所收获。
作者：张志君 中国教育电视台副总编辑
本文节选自宣讲家网独家文稿《张志君：国歌、国旗、国徽背后的故事及启示（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