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现象仅从后唐、后晋、后汉王室的一些记载就可见一斑。如李克用妻妾刘氏、贞简皇后曹氏（太原良家女）、魏国夫人陈氏（唐昭宗赐予的宫嫔），李存勖妻妾刘氏（抢掠魏州成安的寒门女）、韩氏、伊氏（伊广之女）、李存又妻妾郭氏（郭崇韬之女），李继岌妻妾王氏（王都之女），李嗣源妻妾魏氏（镇州平山抢掠的民妇）、王氏（邠州饼家子），李从厚妻妾孔氏（孔循之女），李从珂妻妾刘氏（应州浑元刘茂威之女），刘知远皇后李氏（劫掠晋阳民女），刘承祐妻妾张氏（张彦成之女）。李克用女瑶英公主嫁张延钊，另一女嫁王珂，李克让女琼华公主嫁孟知祥，后唐明宗女兴平公主和永安公主都嫁给了赵延寿，后晋高祖妹嫁给杜重威，后晋高祖女嫁杨承祚。

由于史料的匮乏，以上只是当时地位较高的一些沙陀人和汉人通婚的少量记载，至于其他地位较低沙陀官军或普通沙陀人与汉族人通婚杂居的现象，一定更是数不胜数。这种通婚模式虽然很多都比较粗野，但史籍中并未发现因为不同族群之间通婚而产生冲突的记载，这说明当时沙陀人和汉人之间的跨族婚姻虽有不情愿的人，但也都被和谐了。

沙陀人汉化的另一个表现就是更用汉族姓名，事实上，在唐朝时期，沙陀人就逐渐开始有使用汉族姓名的人了。龙朔年间，就有处月酋长沙陀金山受封的记载，其子名为沙陀辅国，这样的名字已经具有了汉族人姓名的特征，但沙陀辅国之妻名为“鼠尼施”，其子名为“骨咄支”。据此推断，当时沙陀人在与唐朝交往联系时，开始使用类似于汉族人姓名的现象，但在沙陀本族内部，沙陀人依然使用沙陀人自己的沙陀族姓名。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东迁之时，沙陀族东迁后，其首领朱邪赤心因功被唐朝皇帝赐姓李，名国昌。这次沙陀族首领被唐朝皇帝赐李唐皇姓，对沙陀全族产生重大影响，最明显的就是李国昌之子李克用收的一大批义儿都成为李姓贵族。基于这种示范效应，在沙陀贵族中，就比较少有沙陀姓名的记载了，但此时沙陀的普通人并没有完全改用汉族姓名。史载，后唐明宗李嗣源世本夷狄，无姓氏，名邈佶烈，十三岁时被李克用收养后得赐名李嗣源。还有后晋高祖石敬瑭之父，本出于西夷，名臬捩鸡。这两个人的记载说明，在唐朝时，部分沙陀民众仍在使用沙陀名。

再有就是沙陀人语言的汉化，到五代时期，沙陀人入主中原，开始与汉人交往日益密切。这样就必须逾越语言不通的问题，而语言是受环境影响的，而汉语在中原地区的优势显然是其它语言无法比拟的，随着沙陀人汉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汉语逐渐取代了沙陀人原本的语言。

最后就是沙陀人逐渐接受了汉民族的伦理道德，但汉族的道德体系与沙陀人原来“贵壮健、贱老弱，父死娶母、兄亡娶嫂” 等风俗格格不入。虽然如此，沙陀人为融入中原环境，逐步认同了汉族的道德体系，讲究孝道。如李克用死后，其弟李克宁身为托孤重臣因为“父慈子孝”的顾虑而没有夺取李存勖的地位。史称李存勖也是“性至孝”。不过，五代时期沙陀人对汉族伦理道德的接受程度是因人而异的。大致说来，以武力取天下的沙陀人身上保持了较为浓厚的游牧民族的文化特点，对汉族伦理道德不甚留心；而其子孙则大多从小受到汉族伦理道德观念的熏陶，较少保有其民族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