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道德经》第八章）这是《道德经》中广为人知的经文，特别是前半句经文——“上善若水。水利万物而不争。”——几乎无人不知。对这句经文的理解也不存在什么困难。但后半句经文——“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却并非人人人知道，特别是对其理解，却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人们一定非常奇怪，为什么“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呢？好像道偏爱人们厌恶的处境似的，而且，偏偏人们厌恶之处境却最接近道。这确实令人奇怪。

陈鼓应先生对这段经文是这样解读的：上善的人如水一样，水善于滋润万物而不和万物相争，停留于大家所厌恶的地方，所以最接近于道。陈先生的这个解读，是很好的，有助于我们接近老子的本意。

古人的解读与今人的解读非常不同。王弼对这段经文的解读重点关注的是其中的“几”字，他说：道无水有，故曰，几也。意思是，水虽然能体现道的实质，但这种体现仅仅是接近，而不能真正反映其本质。因为，道为虚无，而水为实有。二者质性不同，故不能真正相通。因此，以水来说明道，只是接近道而不能真正传达道。

从实质上看，王弼的解读是无比犀利的。王弼的解读是本体论的解读。“道无水有”，实为从“道”与“物”的关系，或从“道”与“万物”的关系的层面来看，“道”作为本原或本体，不同于“物”或“万物”。拿实有的东西，如水，来喻指虚无的本体，则虚无实有化了，因此，总体上看不可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

道是超越性的，而万物则是具体的、有形的、现实性的。但二者也是紧紧相连的。

“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第四十二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道德经》第四十章）从这两段经文可以看到，在道与万物的关系中，道是虚体，万物为实体。虚体为无，实体为有。更根本的是，道为本，万物为末，道为原，万物为流。末生于本，流生于原。万物是一体的。一体的根源在于道。

站在道的立场上看，一切都离不开道，在道中，万物成其为万物。离开了道，万物不成其为万物。在这个意义上，世上的万物都是道的化生，都是道的不同方面。因而，守道即是守本。接受道的不同方面，就是与道同体。

守本在于，致虚极，守静笃。守本就是守道。而道在于一，万物才为多。守住一，才有多的可能。“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以一则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正。”如果我们执万物之一极端，那么，“其致之也，谓天无以清，将恐裂；地无以宁，将恐废；神无灵，将恐歇；谷无以盈，将恐竭；万物无以生，将恐灭；侯王无以正，将恐蹶。故贵以贱为本，高以下为基。”（《道德经》第三十九章）

以贱为本，以下为基，这正是“处众人之所恶”，但却是道的要津。可见，如果没有本体论的解读，我们是无法对“处众人之所恶，故几于道”的深刻的本原的解读的。

当然，问题还不止于此。在我们的世俗生活中，人们喜欢美，而厌恶丑；喜欢善，而厌恶不善；喜欢福，而厌恶祸；喜欢索取，而厌恶付出；这是人性。这样的人性实际上是离道的人性。

儒家讲人性善，杨朱讲人性恶，都不过是人性表面之一偏，都是离开道来谈人性，自然比较浅薄了。针对这种浅薄的人性观，但却大行于世的人性观，老子展开了多方面的批判。这种批判在《道德经》中可谓随处可见，如“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天下皆知善之为善，斯不善也。”（《道德经》第二章）“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孰知其极？其无正也。”（《道德经》第五十八章）人们想避开祸，只想迎接福，岂不知，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祸福是万物的范畴，不是道的范畴。在道的立场上，祸得抗住，福得接住。祸使我们历练，福使我们安住。儒家讲“不经一番风霜苦，哪得梅花放清香。”而道家的眼中，风霜苦和梅花香，皆为道法自然。

守住一，站定道，人当如此，起起伏伏的人生，都是人生的常态，人生从道处生，又归于道之无。“后其身而身先，外其身而身存。”（《道德经》第七章）因为，人生之本是“不自生”，而只有“向道而生。”向道而生，人生从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