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学锦:左手治道理政 右手公益慈善
二、 强力推进民生建设。
仁者黎学锦,他的本性就是爱人。官者黎学锦,民本是他为官之出发点。他就能利用手中的权利,为民办好事、做实事:除危排险,救贫济困。所以,民生建设成为他呕心沥血、倾其所有而做的善事。
1、独资修成通济渠。知府徐双桂对通济渠修通以前的情况作了记述:
阆之士民安于耕读,负郭东北有田数千顷,地势平衍而土瘠性燥。每岁春夏之交,雨水优渥,始获栽插,然素无潴堰可立待,居民苦之。[1]
阆中城东北有数十万亩土地,平整贫瘠,素无水库堰塘,农民靠天吃饭,苦于无法改变此种状况。徐知府嘉庆二十年(1815)担任知府,曾想解决灌溉的问题而未成,并说“愧有志而不逮”。二十三年(1818)冬月,黎学锦“亲履其地,相其高下,由近及远者数日。”通过现场考察,调查研究,得出解决方案:“一在开渠浚堰以绾(wǎn,截住。)山溪之水,使其有所会注而后不致于泛滥;一在汲引嘉陵江水,俾有接济而后冬无涸泽。”[2]也就是开通水渠,挖深扩大水塘水库,挡住、留住山溪雨水,以免泛滥成灾;引进嘉陵江水,以免冬季堰塘干涸。施工方案敲定后,旋即开工,黎学锦“往返指示始终无倦”。乡亲们 “无不踊跃欢从,携㨧挶(挑、抬土的工具。)者争先巩后。”[3]
《保宁府志》对通济渠修建情况有概述:
通济渠在城东北二里。嘉庆二十四年,川北道黎学锦所浚(与水相关的工程一般叫“浚”)。广丈余,筑石坝于白崖寺山溜处,截其流注渠达观音寺,中汇治平园建闸,司宣洩,以溉负郭田。又制筒车引江水入渠,济冬春之不足。[4]
通济渠嘉庆二十三年冬动工,第二年完成。渠宽四、五米,长二、三十公里(“数千丈”),应该还有很多配套的小渠道通往堰塘。另外还有三件关键工程:在白崖寺山山溪之水流经的地方修建石坝,逼水流入渠道;在治平园建闸,根据灌溉需要放水;制造筒车引江水入渠。除此而外,还有“旧堰浚而深之”,新挖“巨堰”。[5]整个集“积水、蓄水、引水、排水、放水”于一体的水利网络建成。
建成之日,感动上天,“适连得霖雨,山溪之水奔赴汇渠,畅流不息,士民老幼夹堤快睹,争引水入田,纵横阡陌,虽古称郑白(郑国渠)何多让焉?士民环请名为‘黎公渠’,观察逊而弗居,于是公议为‘通济渠’,普美利也。” [6]
有人认为,当官的所领建的工程不应该以其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殊不知,“一切工费甚巨,系观察捐资独任”。[7]现在,全部或部分出资,工程用其名者实至名归,司空见惯。黎学锦独资为阆中人民修建了福及子孙的水利工程,而不图名利,实属少见。
《保宁府志》记载,通济渠修成后,水利建设兴旺起来,“各邑中规地为堤,分江作堰,苟可雍导,无不畅通达于山,小涧深溪,无遗泽矣。若夫塍埂不无冲决渠绑,或有堙淤,是又在司牧者随时利导,庶水旱无虞焉。”[8]也就是说,通济渠修成后,保宁府大兴水利,如出现问题,各县官员自会解决,自此,阆中水旱保收,五谷丰登。
2、增修城西河堤。《阆中县志》称:(阆中)“城临嘉陵江,其西南为江水所齿(冲刷),自王家嘴以下,旧有石堤。”[9]知府徐双桂《观察使黎公增修河堤记》记载水灾对阆中城的危险说得更具体:
嘉陵江源发嶓冢,经苍溪而大。……由堧(ruán,河边的空地。)地廻斡而西,湍濑(tuānlài,水浅流急处。)浡潏(bóyù,水沸涌貌。)适与城。值每岁淫潦(洪水)秋发,怒澜奔趋。虽有埝缭其外,石巉(chán,堤势高峻。)其中,多历年所砾,高壤卑水力弥驶,以次刷塌寻丈有奇。[10]
城西王家嘴以下堤外有一段空地,每年发大水时,水流湍急,波涌滔天,激浪奔腾,冲刷堤段。虽有堤坝高峻,经历年侵蚀、冲刷,已不能挡住滔滔洪水了,是年垮堤几百丈。
黎学锦在《城西石堤记》中说,江洪“逆其初折之势,故奔腾悍激,直逼城下者,遂为数百年之患。往时水涨发,冲城数百丈,没入河心”,明周道直始修堤御洪,清代历经补筑,“虽岁有修堤之役,间次刷塌者,复数百余丈”[11]。对于洪水每年为害,士民们也反映要求加固城西堤。基于这种情况,黎学锦召集道、府、县及乡绅商议。黎学锦奋然曰:“此事甚巨,而害甚深,不可不及时理也。”[12]
嘉庆二十五年(1820),黎学锦商同知府徐双桂,率阆中知县李傅杰等,捐廉并动员士绅捐助。为“一劳永逸之图”,由他“亲董其事”,“早暮以孜孜”。徐双桂称他为“伟人”,“力厚思深,栉风沐雨,其殚竭财力,日往来于河上,阅五月。”[13]大堤五个月修完,黎学锦每日往来于堤上,不怕风吹雨淋,殚精竭虑,精心设计,筹款备料,监督质量,而且用光了自己的财力。徐双桂赞扬黎学锦说:“公洵不畏难而善其始,尤善成者矣,余既观堤之成而深服之笃于民事也。故为之记。”[14] “笃于民事”是对黎学锦最合适的总结。
整个西堤的修建工程,《保宁府志》作了详细记载:
增筑绵亘百余丈,以巨石沉潭底,高出水面,坚裹堤堘(chéng,小堤。)二三丈,填旧石坝,石柜,另增长石坝以遏迴流,多置石梯、祧(tiāo,原意为庙、迁庙、祭等)水[15]、小石坝、石塔,分*水势,复建石柜阁于上。自是江患遂息。[16]
主要是四大工程:增筑新堤数百米,“东抵南郭,北接玉台”[17];用巨石沉入堤脚水深处,石头高出水面;把附于大堤的小堤临水斜坡面镶嵌上石头,或筑上三合土,高二、三丈,使之不易被水冲毁;修复旧石坝、石柜,新建长石坝,多置石梯、祧水、石坝、石塔。其作用为加固堤坝,分迁水势。
工程竣工后,黎学锦感慨万千,曾作《和工部阆山阆水歌》,诗云:
大江东来雪浪白,孤城西折四山碧。防江岸接玉台观,辟地亭开锦川石。御风冷冷鼋鼍(yuántuó,中国神话传说中是指巨鳖和扬子鳄)高,压波漠漠蛟龙敌。曾建先生旧草堂,此亭复对屏山碧。
八年游蜀五梓阆,云霞过客何依依。渚花汀草忽今昔,惟有落日渔樵归。两歌三面俱千古,独缺其一江云飞。补公此碣亦胜事,阆州城西天下稀。[18]
诗歌描写了西堤防洪工程修好后,虽有江水滔天,但大堤可挡汹涌波涛、狂风大雨。洪水过后,依然是云蒸霞蔚,渚花汀草,落日渔樵,风景宜人,再不仅仅是杜工部吟唱的“阆中胜事可肠断,阆州城南天下稀”,而是“阆州城西天下稀”。假如苏东坡再来阆中探亲访友,游览阆苑风光,也不会再说阆城北、东、南皆有名胜,惟缺西面。
与黎学锦共同战斗的知府徐双桂讲过修西堤的作用,他说:从此,“居人乐业,行贾蒙庥(xiū,庇护。)厥后垣墉既崇,保障益固,有宣防之歌[19],无商颜[20]之惧。”而且,他还说:石堤“御灾捍患德政之施,岂有穷期哉!”[21]徐知府真有预见性,说黎学锦倾力修建的石堤,使人们受惠是永远的,现在还给阆中人民带来福祉。据《四川政协报》报到:
国家文物专家考察这段古代防洪江堤,很惊讶阆中还保存着这么一处珍贵的水利文化遗迹,记载了阆中古城依江发展的历史,保存至今,全国罕见,它的文物价值应该说不亚于都江堰的宝瓶口。
2005年,阆中在修建滨江路时,根据专家建议,将王家嘴一带的古河堤清理出来,新堤路面内移,修梯道以便于参观。并在江边修建起了犀牛广场,选择最佳的位置,按照原样重新安放犀牛,在距离犀牛一公里的地方,依托原有的“鱼翅”修建了鱼翅公园,既完整地保护了古代防洪文物,又成为阆中市民观山望水的好地方,真可谓相得益彰。[22]
3、捐款修建义渡。捐建社木铺义渡:社木铺在沅水西岸,龙阳县新兴嘴对岸,属武陵县管辖,清朝有军队驻扎。此处为常德府通往龙阳、益阳水津要道,商贾、官吏、士民往来甚多。《县志》记载:
社木铺渡:郡城东二十五里。嘉庆初,邑道员黎学锦捐围堤内田四十亩零六分,船一只。今归郡城育婴堂经理。[23]
黎学锦嘉庆六年(1801)才为四川候补道,修社木铺义渡时,还以一介书生,正在国子监读书。
捐修南津关义渡。南津关自古就是商贾云集、物贸繁盛的水陆要塞,水路横贯南北、上通广元、南下重庆,可通上海,是连接古城和江南的一条必经之道。明成化年间,曾设浮桥通嘉陵江两岸,与古城连为一体。黎学锦嘉庆十一年(1806)夏来阆任职,下车伊始,就听到建浮桥利少弊多的舆论,经实地访问调查,确实有碍行舟,还有管理不善、滋扰行人等弊端。“浮桥扰民不若舟楫之安民也,私渡稽延不若官渡之迅疾也”,黎学锦遂捐资修造大船二支,小船四支,实行免费义渡,并捐建牌坊,立碑刻“义渡”大字,以垂久远。还以河滩地收入作义渡水手工食费用,若不敷用度,“余(黎学锦)随时捐廉接济”[24]。清嘉、道间,南津关实行义渡,誉称川渝。
4、新建栖流所。嘉庆十九年(1814),川北发生严重饥荒,黎学锦深感责任重大,上疏“救荒六条”,以期引起上峰重视。到了冬天,灾民无处栖身,破衣烂袄,露宿荒野街头,不加赈济,后果堪忧。黎学锦捐银,令人缝制棉衣三百件,送给乞丐流民。
随后决定在城区修建栖流所,他亲自察看,最后选择北门城楼子内一块空地,抓紧建造栖流房十间,令有关人员将无家可归者安置居住,时称“栖流所”,俗称“安花院”。黎学锦勒碑作记,“期望仁人君子随时修葺,加意轸恤”。[25]他希望这项设施流传后世,赈济灾民,效果如愿所期。阆中老人都知道北城门有个叫花子居住的地方,是当年黎学锦道台修建的“安花院”。
5、捐银修缮“寄骨寺”。为怜恤幼儿等待亲人认领,阆中城东关之外,原设有婴儿寄骨所,用以停厝(cuò,把棺材停放待葬。)弃儿棺木。后来家贫无力安葬的大人棺柩也停厝于内,有些尸骨无人认领安葬,堆积日多,以致野兽残食,尸骨拖散,卒不忍睹。黎学锦了解到情况后大恸,特雇请工匠添改砖瓦蔽风雨,修固围墙防野兽。同时,对有亲属不认领的予以申饬,责令安葬;对无人认领的,捐廉安埋。
为以后不再出现尸骨堆积,黎学锦制定有关规定,凡外地者准其停厝一年,本地穷民准其停厝半年,逾期不来安埋者,“即令东岳庙住持禀明阆中县,饬令地保于每年三月清明和七月中元会时,抬至划定的高曠之所安葬,务要深圹高垒,做好标记,有亲属前来方可搬回归土”。[26]黎学锦还捐廉买山地作为义冢,使穷苦人家不致于尸无葬地。
6、设“施粥厂”赈救饥民。嘉庆十四年(1809),四川遭灾,粮食减产,第二年春荒时节,保宁府渡过饥荒应该没有问题。黎学锦在《保郡绅士客商协捐施粥碑记》中说:“本道监司三郡,莅职五年,物阜民安,四境安宁于鸡犬,时和岁稔(rěn,指庄稼成熟、丰收。),比闾足食于仓箱。”保宁民众应该有一定的积蓄,为渡过灾荒准备了条件。
但是,大量的灾民涌入阆中,“氓(流民)多菜色,此在行路。”“雁鸿哀号,无数萃远近之老幼,疆域难区。”[27]也就是民有饥色,路有流民,野有饿殍。全省各地远近不同的流民流落到阆中。此时,黎学锦决定要赈济这些灾民,保证他们能渡过饥荒,但感到“始事有基,方虑餱(hóu,干粮、粮食。)粮莫继。”。正在一筹莫展之时,“忽闻绅士同心,遂令舟泛南津,争聚上流,贾客敞开北郭,尽存佛氏婆心。召集流离,不效黔敖小惠(黔敖救灾,鄙视灾民,为嗟来之食。),输均乡邑,竞传子敬(三国鲁肃字)指囷(zhǐqūn,喻慷慨资助。)” [28]
大家愿意出钱粮救灾,于是黎学锦召集保宁府绅士、贾客,在南津关渡船上,协商救灾事宜。他亲自带头捐俸,大家捐资捐粮,在城内设十八处“粥厂”施粥,赈济灾民。后来,黎学锦写文纪念:
保五十日(春荒期)之生灵,倾仓倒廪;充六千人口腹,仁粟义浆”。[29]
这一义举,保住了无数灾民的生命。《县志》对此也有记载:“又出私橐(sītuó,私人的钱袋。)设粥厂十八处,赈川北饥数月,全活无算,川民撰黎青天碑志之。”[30]
7、帮助修复大围堤溃堤。《县志》记载:
道光十一年(1831)五月,武邑(武陵县)谭家渡口、杨神庙等处堤溃,冲坏龙(龙阳县)堤王家堰、罗公湾等处险堤数十里。知县灵秀请帑修筑,功不能竣。障绅黎观察学锦于河南粮道任内捐银二千两接济完工。[31]
黎学锦本为大围堤人,其家田地在此障内。调任河南,听闻家乡受灾,捐俸银二千两。正好溃堤修复缺乏资金,无法竣工。黎学锦的捐银修好了大堤,来年民众又可种粮,不致于逃荒去了。所以,县境传有民谣:“若要义举成,除非黎六(学锦排行第六)临”。
[1] 徐双桂:《保宁府志·通济渠记》,卷五十六,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2] 徐双桂:《保宁府志·通济渠记》,卷五十六,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3] 徐双桂:《保宁府志·通济渠记》,卷五十六,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4] 《保宁府志·堤堰》,卷九,第三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5] 徐双桂:《保宁府志·通济渠记》,卷五十六,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6] 徐双桂:《保宁府志·通济渠记》,卷五十六,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7] 徐双桂:《保宁府志·通济渠记》,卷五十六,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8] 《保宁府志·堤堰》,卷九,第三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9] 徐继镛修:《阆中县志·城池志》卷一,咸丰元年刻本.
[10] 徐双桂:《保宁府志·观察使黎公增修河堤记》,卷五十六,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11] 黎学锦:《公余记事·城西石堤记》,清嘉庆戊寅(1818)刻本。
[12] 徐双桂:《保宁府志·观察使黎公增修河堤记》,卷五十六,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13] 徐双桂:《保宁府志·观察使黎公增修河堤记》,卷五十六,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14] 徐双桂:《保宁府志·观察使黎公增修河堤记》,卷五十六,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15] 笔者按:祧水有可能是祭祀水神的地方,且建得坚固,既可祭神,也可用来*水势。
[16] 《保宁府志·堤堰》,卷九,第三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17] 徐双桂:《保宁府志·观察使黎公增修河堤记》,卷五十六,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18] 《龙阳县志校注》,内部版,1986,780-781.
[19] 黄河决口,汉武帝发卒万人堵口,作《瓠子歌》,建宣防宫于滑县。故《史记·河渠书》太史公曰:甚哉,水之为利害也!余从负薪塞宣防,悲《瓠子》之诗,而作河渠之书。
[20] 颜,通“厓”,山边。也就是“商山四皓”那个商山。此山,土质疏松。此指水冲岸崩的现象。
[21] 徐双桂:《保宁府志·观察使黎公增修河堤记》,卷五十六,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22] 《阆中的“石犀”与“鱼翅”》,《四川政协报》,2012年08月11日。
[23] 《龙阳县志校注》,内部版,1986,153.
[24] 黎学锦:《公余记事·南津关义渡碑记》,清嘉庆戊寅(1818)刻本。
[25] 黎学锦:《公余记事·建立栖流所记》,清嘉庆戊寅(1818)刻本。
[26] 黎学锦:《公余记事·寄骨寺碑》,清嘉庆戊寅(1818)刻本。
[27] 黎学锦:《保宁府志·保郡绅士客商协捐施粥碑记》,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28] 黎学锦:《保宁府志·保郡绅士客商协捐施粥碑记》,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29] 黎学锦:《保宁府志·保郡绅士客商协捐施粥碑记》,第十二册,道光元年木刻本。
[30] 《龙阳县志校注》,内部版,1986,474.
[31] 《龙阳县志校注》,内部版,1986,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