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82深圳：住房商品化改革的前沿阵地 图源：网络
宏观来看，中国的“社区”始终都是基层社会治理的单元。自建国之初至今经历的“社区服务”“社区建设”“社区治理”等几个阶段，逐步将多元主体参与纳入社会治理，推行一定程度的社区自治。1998年“基层政权建设司”变更为“基层政权与社区建设司”，社区建设被纳入国家行政职能范围，“社区”也被确定为基层社会单元的法定称谓。而21世纪以来，“社区治理“更加强调政府职能的转变和管理方式的创新，是一个多主体持续互动的过程，全国范围内涌现出一批社区治理典范，如“江汉模式”、“百步亭模式”、“沈阳模式”等，为一定程度的社区自治提供了条件。虽然“社区”本身更加丰富和包容，服务对象扩大，治理能力和水平大幅提高，但并未改变其本质。这些条文中“社区”更像是一种组织方式和制度，而非真真切切地指代其中的“人”。
▲ 社区党群服务中心 图源：网络
3 中西社区的联结与对撞
Connections and collis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western communities
通过以上的历史发展脉络梳理，我们回顾了中西方社区各自的概念起源和变化。这种历史上的差异，不仅是一些存在于过去的客观事实，也是进一步探求其当代差异和原因的线索——当代的差异，主要反映在社区的属性和社区成员对其的认知上。
在治理方式上，中西方社区“自治”的可行性、接受程度的不同决定了其未来愿景和实现路径的不同。西方社区较高的自治程度来自于建立之初个人意志承担的重要角色，也承接自地方自治的传统，同时也是经济大萧条以来西方国家政府提供公共服务、解决赤字和债务问题的手段。而在中国，传统的基于血缘和地缘的“社区”从未实现过自治，现当代的“社区”虽然推行着基层群众自治，但主要是出于人口基数大、行政成本过高的现实考虑，多层次的、多元主体参与的社区治理创新是近二十年才开始的事情。且不论“社区自治”是否真的是最适合我国的发展道路，即使在中国推行社区自治也很难照搬西方的经验。
在应对特定事务的响应能力方面，中西方社区也有各自的特点。如应对疫情这类重大公共卫生事件，需要的是强劲的资源整合能力，这就使得西方典型的自治型小社区应对不暇，而中国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力量构建的网格化管理机制则能进行及时、精准的响应；而在社区文化的培育、共同愿景的构建与社会行动的发起方面，西方更多基于共同兴趣和价值观而建立的社区中的个体天然具备更强的主动性与执行力，而当下的中国的社区则更多要依托第三方机构、社会组织专业人士的发起和支持，如近年来兴起的，受地方政府委托进入社区从事社区营造的专业组织，或由建筑师、规划师、社会学家、教育者等发起的社区行动。
▲ 大鱼营造在新华路社区发起的“美好社区”提案工作坊
图源：大鱼营造微信公众号
在社区中的个体对社区的认知方面：由于西方“社区”概念出现较早，且现当代以来经历的意义扩大并未撼动原有核心，西方文化背景中的个体对“社区”概念较为熟悉和习惯，在其认知中，社区先于城市和国家存在，是与个体的自由意志和公民身份紧密关联的。中国背景中的个体对“社区“的认知则在其固有概念和西方传入的概念的影响间反复摇摆，又受到市场经济转型期间的一系列社会变化的冲击，始终处于一种熟悉与陌生交织、词与物间离的状态。这种矛盾性从2000年发布的《民政部关于在全国推进城市社区建设的意见》中就可见一斑：这份文件一方面采纳了西方社会学中的概念——在一开头便将“社区”定义为“聚居在一定地域范围内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一方面也指出社区建设是“在党和政府的领导下，依靠社区力量，利用社区资源，强化社区功能，解决社区问题，促进社区政治、经济、文化、环境协调和健康发展，不断提高社区成员生活水平和生活质量的过程”——即一种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治理方案。
▲ 民政部《社区社会工作服务指南》及社区建设通告 图源：网络
这些认知差异是巨大且依然变动不居的。对于中国民众来说，随着传统的中国乡土社会在西方理念主导的现代社会冲击下不断解体，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社区”语词走出学术圈成为寻常百姓谈论的话题，这一进程将当今的我们抛入一个双重的断层之中：既是中西文化的，也是学术研究与日常经验的。
结语：差异中寻求自洽
The end: seeking for consistency in differences
回到文章开头我所面临的困境，我所感受到的沮丧不仅是面试不顺，更是对自己不够具备“社区“意识、在这方面的思想不够“进步”而感到的羞愧，和在课堂上谈到民主、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去殖民化主张时为自己的浅薄感到的羞愧类似。事实上这大可不必，这个问题上的话不投机，只是两个中西不同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个体对“社区”概念因尚未沟通而暂时缺乏共识而已，我或许还不符合对方对求职者需要熟悉本地语境的期待，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对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共同体”就缺乏关心。同样，中国特色的“理想社区”愿景本身都尚在探索中，更不必说存在典范式的实现路径。
“社区自治”应该达到怎样的程度和范围？追求的是程序还是结果的正义？如何平衡个体和集体、现实和长远利益？如何避免公地悲剧？……从阿那亚到麓湖，不可否认其中不少有意义的探索，我也为其巧妙的架构设计而赞叹，只是这比照西方经验样本建立起来的乌托邦式”社区”，用的是基金会、理事会的组织模型，服务的是熟习西方社会规则的精英阶层，追求的是和上世纪西方福利国家似曾相识的全生命周期陪伴式的“一生之城”：这一切就如同连着花盆和土壤搬动的盆栽，其实并未真正面临本土化的阵痛。这之外广大土地上的中国社区，依然需要靠自己去探索真正适宜的未来发展路径，用经验和教训，耐心和虚心，从尘埃中种出独属于本地的美丽花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