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们家与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家没分家是个13口人的大家庭。父亲是大队兼农场会计,叔叔在城里上班。莫言后来进工厂还是叔叔帮忙的呢。家中由精明的奶奶当家,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全家“也未受冻饿之苦”(管谟贤语)。但莫言却说:
“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
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后来参军,提干,当了二十多年的和平兵与军队作家的时代宠儿,见到了什么苦难与不公平?对新社会为什么充满了愤怒?老实讲,我是不明白的。
我记得小时候有句经常听到的话:我们决不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只有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解放前高出一大截,才能说出这样令人信服的“大话”吧?

这段话有些不知所云。莫言所谓饿肚子的时候是十岁之前,而写作文学作品是被保送解放军艺术学校的80年代30岁之后了。也就是说,他在创作时一直是可以吃撑的状态(莫言曾写过表现部队生涯的文章就是像到天堂般的“吃”),怎么可能是因吃饱带来的“文学的变化”呢?
不过,说到“精神痛苦”莫言应该有的,首先是自己的“辍学”。关于“辍学”,实际上是因为莫言成为文革的造反派小头领,带领学生到邻县县城去串联,回来后被学校开除了。

这是管谟贤的书中爆料,但管谟业绝口不提。他把“辍学”原因归到中农出身和与造反派对着干。

第二个“精神痛苦”应该就是因偷拔萝卜被罚与被打。他自述,“辍学” 后在桥梁工地干活。午休时,他到地里拔了个萝卜,被贫下中农捉住,扭送到工地领导那里。领导让他面对*的画像承认错误,并召开批斗会。回家后又受到父亲的鞭笞。为此他写了《枯河》,主人公小虎子被打死;又写了《透明的红萝卜》,因偷萝卜黑孩儿选择了报复。莫言说,那个浑身漆黑,一言不发,对痛苦有超人的忍受能力,对自然有超人感受能力的孩子,很大程度上是莫言自己,也是后面全部小说的灵魂。
可能就是这样的原因,使莫言“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甚至对*大不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