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他们家与爷爷奶奶、叔叔婶婶家没分家是个13口人的大家庭。父亲是大队兼农场会计，叔叔在城里上班。莫言后来进工厂还是叔叔帮忙的呢。家中由精明的奶奶当家，即使在最困难时期，全家“也未受冻饿之苦”（管谟贤语）。但莫言却说：

“我是一个在饥饿和孤独中成长的人，我见多了人间的苦难和不公平，我的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所以我只能写出这样的小说。”

一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后来参军，提干，当了二十多年的和平兵与军队作家的时代宠儿，见到了什么苦难与不公平？对新社会为什么充满了愤怒？老实讲，我是不明白的。

我记得小时候有句经常听到的话：我们决不能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只有老百姓的日子过得比解放前高出一大截，才能说出这样令人信服的“大话”吧？

这段话有些不知所云。莫言所谓饿肚子的时候是十岁之前，而写作文学作品是被保送解放军艺术学校的80年代30岁之后了。也就是说，他在创作时一直是可以吃撑的状态（莫言曾写过表现部队生涯的文章就是像到天堂般的“吃”），怎么可能是因吃饱带来的“文学的变化”呢？

不过，说到“精神痛苦”莫言应该有的，首先是自己的“辍学”。关于“辍学”，实际上是因为莫言成为文革的造反派小头领，带领学生到邻县县城去串联，回来后被学校开除了。

这是管谟贤的书中爆料，但管谟业绝口不提。他把“辍学”原因归到中农出身和与造反派对着干。

第二个“精神痛苦”应该就是因偷拔萝卜被罚与被打。他自述，“辍学”　后在桥梁工地干活。午休时，他到地里拔了个萝卜，被贫下中农捉住，扭送到工地领导那里。领导让他面对*的画像承认错误，并召开批斗会。回家后又受到父亲的鞭笞。为此他写了《枯河》，主人公小虎子被打死；又写了《透明的红萝卜》，因偷萝卜黑孩儿选择了报复。莫言说，那个浑身漆黑，一言不发，对痛苦有超人的忍受能力，对自然有超人感受能力的孩子，很大程度上是莫言自己，也是后面全部小说的灵魂。

可能就是这样的原因，使莫言“心中充满了对人类的同情和对不平等社会的愤怒”，甚至对*大不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