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明朝的财政制度有什么问题？又做过哪些修补，为什么没起到作用？

首先，明朝的财政制度设计具有泛道德性或者说一定的先进性，但缺乏刚性约束。从总设计师朱元璋对财政的表态看，立意是相当高度的。比如，朱元璋提倡量入为出、藏富于民。看得出来，朱元璋的财政理念带有“以民为本”色彩，不过，财政制度不是制订一套好的道德标准就可以实现良性运转，最核心的还是刚性约束。但基于当时的认识和技术条件，朝廷的财政设计，既解决不了税赋征收环节的腐败，也处理不了国家与地方的财政关系，既无法辨别土地交易、商业交易的性质，更无法实现社会财富的合理分配。简单说，皇家思维代替了市场的思维，皇家利益吞噬了社会各界的利益。

其次，从明朝财政制度设计的初衷看，它体现的是对皇室和社会底层两个极端的重视，而忽视了社会中坚阶层的利益。由此导致了皇室和文官阶层、商人阶层的长期对立，社会结构异变成了两头重中间轻的杠铃型。由于社会中坚力量缺乏与朝廷的共同利益，因此明朝面对天灾和外部入侵时，社会中坚力量在事实上缺席，只会摇旗呐喊或乱出主意。

我们举万历年间，即明朝崩塌之初时的例子。万历二十四年，万历皇帝摒弃朱元璋祖训，开征矿榷税，这是臭名昭著的弊政。一般认为，这是因为万历贪财，同时因为“万历三大征”，平宁夏兵变、平贵州土司叛乱、抗日援朝，这几场耗资巨大的军事行动留下了太多的财政窟窿。这固然有其道理。但同时我们还可以发现，万历开征矿榷税这么大的事，并没有通过官僚体系，而是委派宦官集团来执行的，结果导致文官集团、商人集团的强烈反抗。事实证明，最晚到万历年间，皇室与文官集团已失去合作基础。万历三十年，仅两京就缺尚书3人，侍郎10人，科道官94人，全国缺巡抚3人，布政监司66人，知府25人。当时称“章奏不发，大僚不补，起废不行”。文官集团与皇室长期冷战。至于东林党人与宦官集团的党争，只是皇室与文官集团斗争显性化的表现罢了。

第三，明朝的体制无法完成配套的深层次改革。所谓改革，最终需要下层行政单位的跟随才能发挥作用。但明朝皇权不下县的治政模式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改革只能在上层打转。面对明朝财政制度的问题，当时不少有识之士曾力图修补。比如明朝早期的名臣周忱当江南巡抚时，苏州以全国1.16%的垦田承担全国9.8%的税粮，松江以全国0.67%的垦田承担全国4.1%的税粮。周忱想减轻江南重赋，而朝廷不许，只能把徭役折银，江南负担没能实质性减轻；到了万历年间，张居正主政时，推出了“一条鞭法”，把赋税和力役合并，折成银两计算，降低了征税成本，充实了国库。但没有形成社会合力，结果张居正人亡政息，他的改革也没能持续下去。

再说军事制度，明朝军事的起落，其实也是财政制度决定的。明朝卫所制度*后，从中叶起改革为募兵制。当兵不再种田，而专事打仗。戚继光就是在目睹义乌矿工3万人规模的群架后，选择了4000人组成了戚家军。募兵制花费大，但提升战力的作用显著，但随着明朝财政*，募兵主要靠将领个人完成，军队开始从忠诚于朝廷，逐渐转为忠诚于将领个人。国家意志不能作用于士兵乃至将领头上。

这些都是明朝体制不支持全面改革的例证。正如《剑桥中国明代史》所说，明朝朝廷作为一个相对松散的政府，“是没有能力应付新时代的难题的。”而财政制度的难题，就是明朝中期以后最大的难题。赋税问题变成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又变成了政治和军事问题，最终，导致了明朝倾覆。

好，我们来回顾一下本期讲的内容，我们以“取”和“用”这两条线索，讲了明朝的财政制度，怎么收钱，怎么花钱，最后又探讨了财政制度怎样影响了明朝的国运兴衰。

其实，财税制度是考察一个朝代兴亡成败的重要视角，但中国传统的历史，很少关注这方面的内容，完善补充这个视角，可以对明朝乃至中国古代历史，有更丰富、立体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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