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四羊方尊是商朝时期建造的，四羊方尊，商代青铜器，是商代方尊中现存最大的一件，其造型独特和工艺精美而堪称国宝。 所处时期：商（约公元前14～前11世纪），四羊方尊的出土地湖南省宁乡县，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开始，出土了大批的青铜器，被称为"宁乡青铜器群"。四羊方尊便是"宁乡青铜器群"的代表，也是宁乡出土最早的青铜器。这些青铜器绝大多数与殷墟出土的青铜器特征一致。“尊”是一种盛酒器。尊一般为圆形、鼓腹、大口，也有少数方形尊。“尊”，常与“彝”并称成组的青铜礼器，此类器物主要流行于商周时期.2、商朝是我国青铜文化的灿烂时期，其青铜器种类多、数量大、工艺精湛。3、除四羊方尊外，商朝最著名的青铜器还有司母戊鼎（也叫做后母戊鼎），是古代世界上最大的青铜器。

严复（1853——1921），原名宗光，字又陵，后改名复，字几道，福建侯官人。少年时期，严复考入了福州马尾船政学堂，接受了严格的自然科学的教育。1877年到1879年，严复等被公派到英国留学，先入普茨毛斯大学，后转到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留学期间，严复对英国的社会政治发生兴趣，涉猎了大量资产阶级政治学术理论，尤为赞赏达尔文的进化论。回国后，严复致力于海军教育事业，但一直得不到当时掌权的洋务派的重用。甲午战争后，中国的战败深深地刺激了严复，他以深邃的西学素养，连续发表政论文章，倡新叛旧，尊民贬君，在当时思想界产生了振聋发聩的影响。同时，他翻译《天演论》，以“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生物进化理论阐发其救亡图存的观点，提倡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自强自立。其后，他又陆续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孟德斯鸠的《法意》等，首次把西方的古典经济学、政治学理论以及自然科学和哲学理论较为系统地引入中国，启蒙与教育了一代国人。辛亥革命后，京师大学堂改名为北京大学。1912年严复被任命为北大校长，体现了严复在当时思想界和学术界的令人信服的显赫地位。此时严复的中西文化比较观走向成熟，开始进入自身反省阶段，趋向对传统文化的复归。他担忧中国丧失本民族的“国种特性”会“如鱼之离水而处空，如蹩跛者之挟拐以行，如短于精神者之恃鸦片为发越，此谓之失其本性，”而“失其本性未能有久存者也。” 因此，他对中国故有文化倾注对了深厚的情感和期望。直到临终，他在遗嘱中尚称：“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对中华民族及其文化的复兴充满了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