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在佛教的众多经典里也被称作“白衣”。维摩经方便品曰：“虽为白衣，奉持沙门清净律行。”相传，印度人一般皆以鲜白之衣为贵，故僧侣以外者皆着用白衣，从而指在家人为白衣，佛典中亦多以‘白衣’为在家人之代用语；相对于此，沙门则称为缁衣、染衣。又西域一般在家人亦着白衣，故亦以白衣称之。从佛教在中国初传起，“居士”对于佛教在中国的发展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据汉学家考证，汉代居士楚王刘英奉佛，其领地内有僧人和居士共同修习佛法，被认为是中国历史上出现最早的僧团。楚王英还守奉斋仪，建立寺庙，塑造佛像，课读佛经，带动居士团体弘法，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该地区的发展。

东汉时期的译经活动离不开在家居士的大力支持 。首先，当时的译经事业并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主要通过民间的形式，居士是其中最具规模的参与者。外来僧人在翻译经典的同时进行佛理的宣讲，众多居士便会聚集听经闻法，再将佛教思想传播出去。其次，佛教的译经从一开始就得到了文人学士的配合，其中文化程度高的居士通过协助翻译佛经、宣说佛理，让国人逐渐了解外来佛教的思想，让佛教在中原大地上广为流传。

熟悉传统文化的居士，通过不断地努力，援儒、道入佛，积极的论证儒道与佛根本的一致性，积极倡导三教一论，使得佛教这一外来宗教能在中国文化里生根发芽。东汉末年三国时期的居士代表人物—牟子，就在中国佛教史上最早提出了佛道儒三教一致论。牟子的思想对佛教在中国进一步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而且对整个中国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两晋时期是佛教发展史上的重要阶段，一大批中国佛教学者脱颖而出，其中居士发挥了重要作用。净土宗初祖庐山慧远“从者百余，皆端整有风序”，其中就有一个以文人士大夫为主体的居士群体。他们修行精进，对佛法的理解深刻。在东晋安帝元兴元年，该群体中的 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 等123人还与慧远大师在无量寿佛像前建斋立誓，共期往生阿弥陀佛西方净土，推进了净土信仰在中土的流传。

南北朝时期，以“竟陵八友”为核心的文人集团(同时也是个居士文化集团)，常常组织成员交游名僧、参与佛事、践行教义、辩护佛理等。这种集团化的交游极大的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将佛教与中国文化在文学领域率先结合了起来。南北朝时期，中国佛教得到了进一步的流传和发展，为隋唐时期的佛教中国化盛况奠定了基础。隋唐时期中国化佛教宗派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佛教发展鼎盛时期的到来。入宋以后，佛教兴盛之局面不再。清明时期，佛教的发展更是趋于衰落，但此时佛教居士兴起一股研究佛学的风气，为佛教的复兴带来了巨大的助力。

明代，一批卓越的文学家、思想家对佛教的研究使得佛教极具时代特色。明代文学家宋濂、袁氏三兄弟、李贽、焦竑都是极具影响力的佛教居士。他们不仅笃信佛教，还对佛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留下了大量的佛教相关著作，极大的扩大了佛教的社会影响力，也为近代佛教文化复兴运动中居士佛教的兴起来开了序幕。清代佛学发展比较萧条，但在家居士对佛教的研究和修行成为了这一时期佛教发展的重要支柱。王夫之、宋文森、毕奇、周梦颜、彭绍升等对佛教产生了深远影响。

清代居士中对佛教影响最大的还是金陵刻经处的创办人杨文会。他在27岁时读《大乘起信论》后对佛教产生信仰，并立志搜求佛经，刻印流通。清同治五年，与同志者十余人募捐集资，在南京创立金陵刻经处。光绪二十一年，他与斯里兰卡的佛教居士、摩诃菩提会会长达磨波罗在上海见面，相约复兴印度佛教。光绪三十三年，他在刻经处设佛教学堂，名“祇洹精舍”，自编《佛教初学课本》等教材，招收学生，讲习佛典，并聘苏曼殊教梵文和英文，为振兴中国佛教而培养佛学人材，也为赴印度传法做准备。宣统二年，他又在南京组织了佛学研究。杨文会以及其弟子在佛教研究和传播中有着巨大的成就，成为近代佛教乃至社会的一大特色，对中国思想文化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由于近代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和民族的多灾多难，传统佛教在近代明显地衰落了，然而也正是近代中国社会的现实，刺激了近代佛教文化的复兴。在近代佛教复兴的过程中，居士佛教发挥了重要作用。

近代佛教的一个显著特点是居士成为弘扬佛教文化的重要力量，由居士组织的佛教团体也为数不少。1918年在上海成立的“居士林”（不久又改名为“世界佛教居士林”）就是一个具有广泛影响的在家佛教信徒的团体。20世纪二三十年代，“居士林”几乎遍及全国各大城市，例如在北京有“华北居士林”，在长沙有“湖南居士林”，在天津有复兴密宗的居士林等。其他还有“上海佛教净业社”、“上海市佛教青年会”等，也都是居士组织的佛教团体。这些团体在组织佛学研究、创办佛教刊物、从事社会慈善事业等方面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推动了近代佛教文化事业的迅速发展。

居士在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中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丰满了佛教思想、传播了佛教文化，赋予佛教新的生机。我们作为当代的居士，也应该扛起弘扬佛法的大旗，福慧双修，以创造我们这个时代辉煌灿烂的居士佛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