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自：思庐哲学

作者介绍：

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1930—2019），法国哲学家、思想家。船员之子。年轻时入海军学校，后转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曾任巴黎第一大学、美国斯坦福大学等校教授。1990年当选为法兰西学术院院士。主要著作有《赫尔墨斯》系列、《万物本原》等。塞尔以极具原创性的方式将科学、哲学和人文学结合，在哲学、数学、文学、物理、生物、航海等多学科知识之间思考，对哲学、科学史、社会学等领域有深远影响。

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1947-2022），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曾任巴黎高等矿冶学院、巴黎政治大学教授。主要著作有《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建构过程》（与伍尔加合著）、《我们从未现代过：对称性人类学论集》等，是科技与社会研究（STS）、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重要开创者。

本文出处：《我不想保持正确》米歇尔·塞尔/布鲁诺·拉图尔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

01 批评的终结

拉图尔：在我们之前的访谈中，我们解决了理解您作品的一些困难。您经历了三次转变：从传统科学到科学革命、从科学到哲学，然后从传统哲学到文学和神话。在这一路上，您逐渐远离导师，也没有门徒……在我们的第二次访谈中，我们最终澄清了——但愿如此——说您在“写诗”或说您“文笔不错，但意义相当晦涩”，的可笑指控（或是赞美，那就更糟了）。您以当代数学的方法进行“接合”，但您所比较的领域非常广泛，以至于您不得不借助风格，而不是形式语言。通过对日常语言的变化和加工，您让日常语言变得比形式语言更精准。进一步扩大比较研究法和理性主义，并进行严谨的证明，这就是风格的作用。

塞尔：风格一旦沦为装饰便会散去。何必靠风格装点门面？风格揭示了方法：在数学上，吉尔-加斯东·格朗热以为，格拉斯曼是一种矢量风格，而欧几里得是另一种风格，等等。古典主义的严谨性和代数字母的精确性都依靠一种完美的形式，正是这种完美的形式把拉封丹的寓言几乎变成了数学定理，把高乃依的悲剧变成了真正的政治人类学和法学领域的著作，并比后两者要有意思得多。哲学家发明词语、句法，甚至是文学形式：对话、随笔、沉思录、漫步遐思……

拉图尔：我们解释了“有知识的无知“以及您在“无知”和“博学”两个世界间的双重性。

塞尔：我们可以说知识有两面吗？一方面，知识心心念念想着验证，背负着期待确信的沉重包袱；而另一方面它又希望冒险、创新、不断发现新的事物，总之就是创造力。

我们最好不要把第二面归并到第一面里。应以其一起步，以其二继续。知识的运动只能依靠自身，就像语言（langue）只能依靠舌头（langue）。风格什么时候来？它吹起波浪，轻轻一层水花，随后带浪前行，水浪继而形成漩涡，随后翻滚成浪。创新随即而至，就像诞生在海水中的全新的阿佛洛狄忒。

拉图尔：后来我们还尝试解决几个更难的问题，澄清了指责您泛泛而谈的批评（或也有可能是赞美，那就更糟了）。我们明确了您综合的意愿，但您的综合并不在言语中，也不在元语言中。解决方法总是本地的、内在于作品的，只能用一次。但这些解决方法一旦建立就可以稳定地发挥效用。正如您说的“它勾勒出一张图”，但条件是必须先重新审视百科知识的定义。

米歇尔·塞尔

塞尔：所以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证明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是全科通。我们可以在他们那里看到他们所处时代的整个百科知识，如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圣托马斯·阿奎那、笛卡尔、莱布尼茨、帕斯卡、黑格尔、奥古斯特·孔德……甚至还隐秘地体现在柏格森那里。康德的写作范围包括数论、几何、天文学、地理（他甚至还读过索绪尔最初几次登上阿尔卑斯山的故事）、人类学、历史……还有神学……您会把他称为全科通吗？哲学的基础是知识的总体。从事哲学的人必须涉猎广泛：至少要完成赫拉克勒斯的功绩。

确实，我要求自己努力涉猎百科之国的各个角落。今天百科知识的布局并非井然有序，或者说我并没有按照常规的秩序做研究，又或者更确切地说，今天的知识秩序有些混乱，必须从中找到一种理性。这就是难点所在。而我的书正是在渐渐地勾勒出百科知识国度的地图，画出这张地图里每个地区的历史时刻。是的，我们这个时代最美好的问题之一就在于重新审视知识的混沌。我已经在努力尝试。

我相信，这一场旅行尚未结束。通过它，我正在一点一点构建起一种关系理论。这正是我研究莱布尼茨的原因：据我所知，是他第一次提出了交流的哲学，关于实体的交流，而非关系。这也是为什么我在“交流”前冠以“赫尔墨斯”之名。另一方面，当科学把一个已知问题替换为导致这一问题的关系总体时，它就能往前走得更远。

拉图尔：我们能不能就这么问：“伦理是什么？政治是什么？塞尔的形而上学是什么？”

塞尔：“您在哪儿？”“您站在哪个角度说？”这些问题我不知道，因为赫尔墨斯一直在运动；您不如问他：“您正在画什么路线图？”“您正在编织什么网络？”至少在当前无法用单一的某个词、某个名词或动词、某个领域或某个专业来形容我工作的性质。我只描述关系。直至目前为止，我们只能说是一种关系的总体理论，或者说“介词的哲学”。

关于伦理，我希望我们可以在后面来谈谈。我希望能在去世前写二点伦理方面的东西，同样还有政治。

拉图尔：至少在我看来，我们说得很清楚了。但是我今天希望能解决一些阅读时遇到的最大的困惑。看不懂您的书不是因为技术的原因，这一点我们此前已经分析过，而是因为一个根本原因：您的哲学基本观或您的哲学时刻。我觉得这个根本原因可以由一句话来定义：“批评的终结”。为此，我想向您提几个您不大喜欢的问题。请您对您所处的哲学时刻分别从反面和正面进行评价。

02 远离知识哲学

拉图尔：首先，您是否对所有和知识哲学相关的东西一概不感兴趣？

塞尔：是的，一点都不感兴趣。在写第一本《赫尔墨斯》的时候，我就写了一篇文章，目的是远离认识论。我们之前说过这是一篇相对于科学成果而言的冗长评论。

评述、批评、评判、标准，甚至包括基本理由，都不如被评判或被批评的事物本身更可信或更有趣。所以认识论作为科学的反思亳无用处。重复意味着更少的信息量，信息在一遍遍的抄写链条上逐步降级。科学是自治的学问，所以无需外部的哲学。请允许我说，科学自带“内部认识论”。说到底，科学哲学不就纯粹是唯科学论的广告吗？

拉图尔：但认识论提出了一个您一直没有说出的问题——合理性，不是吗？

塞尔：认识论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可能从启蒙时代开始它就认为合理性已经解决。认识论正是诞生于启蒙时代后：古典主义时代的哲学家在开创科学的时候还没有认识论，您难道没有注意到这一点吗？所以认识论这个学科恰恰显示出哲学家在创新上已经落于人后了。

认识论意味着唯有科学才存在理性，但这种预设既非理性主义，也无对合理性的确切有效的描述，而只是一种绑架，或者我称之为广告。

因为您可以在除了经典科学之外的很多其他领域内找到理性，好的理性。同样，您可以在科学里找到和奶妈故事里一样多的神话。当代最神奇的神话就是设想存在一种剔除一切神话的科学。其实相反，在神话学、宗教或《圣经》这些只播撒非理性的所有领域中也存在着理性……从某种意义上说，理性是世界上分布最广泛的东西。如无意外，每个领域莫不如此。所以，百科之国的每个地区都是混居之地。

拉图尔：是的，但您的立场可一点也不非理性。

塞尔：完全正确，我是个理性主义者。和所有人一样，我的大部分行为和思考都是理性的！但是如果把理性定义为我们只能在科学中找到的某种成分，那么我就不是理性主义者。这个定义过于狭隘，它本身就不合理，所以最好拓宽一下对理性的定义。是的，我是理性主义者。没有失去理性者如何自称非理性？但这个理性主义可以同样适用于科学地界之外的其他领域。在这一点上，17世纪的哲学在我看来比之后几个世纪的哲学更合乎理性，而正是在此后几个世纪里我们说的科学才独占理性。

此外，我所属的一代人完全受到科学的熏陶，但又不像我们的前辈那样受制于唯科学论。换言之，对我们而言，科学不是一场战斗，更不是一场圣战。我这一代人经历过科学力量上升的时代，同时也见证了它所蕴含的伦理问题。

所以我们对它既心怀一份平和的敬意，同时又坦然地保留了一份不可知论的余地。在我们眼中，科学不是绝对的善或恶，不是全部的理性，不是对存在的遗忘，它不是我们前人口中的魔鬼或上帝。它只是一种方法，仅此而已。但它是所有方法的集合，在社会上的重要性与日俱增，以至于这一方法集合如今成了西方唯一的历史项目。是的，哲学问题就此产生。

拉图尔：您的出发点依然是科学，尤其是数学。您想模仿的依然是科学的特质和方法。您继续向科学借用元语言。但是您所感兴趣的问题和99%的当代科学哲学研究的问题——包括法国的和美国的——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异，为了说明它们的差异，需要在真正意义上的科学和非真正意义上的科学之间做出区分。您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塞尔：没有。如果科学史能说明某些事情的话，它会表明这条边界始终起伏不定，从天涯漂移到海角。任凭谁都可以给出一千个例子，不久前算不上科学的知识突然之间就变成了科学。您瞧渗透理论。此外还有很多反向变化的例子，不是吗？15年前在我刚开始研究混沌理论的时候，很多出色的数学家就使劲嘲笑我。而他们现在不得不拼命奔跑赶上来。我给您一个忠告：每当有人评价事物，说这不是科学（或者：这不是哲学）的时候，您要注意了，这话可能瞬息之间就被翻转。相反地，一些原以为是金科玉律的东西也可能转瞬就会过时。明天一早，我们就可能对某些人文科学嘲笑不起来了。

要做出这样的区分几乎需要借助神力了：用剑劈开红海，帮助希伯来人出埃及。在这里硬物的比喻就不好使了，我们要说说轻柔的液体：不要以为科学之间或科学与其他知识之间的分布就像被海岸线分割的大陆一般边界分明。根本不是这样，它们更像大海：谁能区分出印度洋和太平洋的分界线呢？大陆彼此分割，而水则彼此交融，就像明与暗一样边界不清。

布鲁诺·拉图尔

拉图尔：所以，如果说理性主义的理性在于明确区分出科学与非科学、理性与非理性，而您的理性则与此有很大差别。

塞尔：泾渭分明的区分操作很快就让研究丧失了意义，或除了贻笑大方之外别无发展可能。奥古斯特·孔德、康德、黑格尔及其他人都曾经试图勾勒出这些区分线。但一朝一夕间，新的创新便一下子把它们抹去，或对之嗤之以鼻。

我们现在找到的行星比黑格尔在他著名的论文中预见和确定的数目要多；拓扑学空间嘲笑了康德的先验美学；天体物理学把实证主义的禁忌踩在脚下，请允许我这么说。所以该相信谁呢？时间随意地摇摆这些区分线，甚至包括我们曾认为完全符合理性的区域。您还记得马克思主义对概率计算、物理学非确定性和资产阶级生物学的批判吗？

拉图尔：现在让我们谈谈语言哲学吧。您瞧，我正试着回顾您未谈及的哲学，但可能正是它们组织起了读者的思路。

塞尔：我很害怕您提出的这类问题，一直试图把我定位于——还是用这个术语词——某个不如您熟悉的领域中。我不得不承认这一点啊！写作的人很少看书，因为没有那么多时间；如果看很多书，就永远写不了东西。写作会消耗整个生命，因为它需要离群索居，夜以继日。所以我变得很无知，尤其是在哲学上（但私下里说，我倒是希望这样）。所以，您问我的问题我几乎不可能回答：您让我指出自己和某些作品或观点间的异同点，但我只是听说过这些作品，或对这些观点隐约有些了解。

要说明语言，语言的实践和语言的分析同样有效。我的意思是为了阐明语言，语言风格的训练需要语法的监督。我们知道：一直推崇并热衷于语言分析的哲学有很大的批判作用，因为它能防止人们说蠢话。确实，我很欣赏语言哲学，并推荐我的学生去学习，我自己也参与实践。我和您说过，我甚至是第一个在法国开设数理逻辑课的人，但我也同样发现自己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但相对而言收效甚微。耗时耗力，工作量极大，最终成果却几乎原地踏步。维特根斯坦本人不也表达过相同的意思吗？

我还必须得承认：我想快速前进，哪怕跌倒，留下一些缺陷。即便在那些最大限度求稳的人那里，又有谁不会在某个时候犯错呢？保稳可能意味着静止不动，而我更希望冒着犯错的风险去创新。哲学上是这样，生活中也是如此；生活中如此，科学也不例外。

我想请您看一下《第三个学习者》的“文体家和语法学家”一章，在第122到138页。我在这一章里的观点正是回答了您的问题：这篇文章更像是一出戏剧，而非对话。语法学家以多面示人，代表了您所说的学校里书写事物规则的逻辑学家；而文体家则是身着艳丽服装，代表了法语这所学校的颜色。但我希望您还记得《五种感官》第118到124页，这几页更好地回答了您的问题。这本书的灵感来自一个宏大的“短路”。

我年轻时读到梅洛-庞蒂的《知觉现象学》时笑了半天。他在开篇时说：“在研究知觉（perception）之初，我们在语言中找到了感觉（sensation）的概念”您不觉得这段开篇很典型吗？书里举的例子干巴巴的，从中引发的描写不也很典型吗？他透过窗看到了一棵叫不出名字的开花的树，他的手撑在书桌上。再比如，一块红斑出现了：这些都是引用。您可以在这本书里看到一种属于大城市居民的民族学：这些人被超级技术化，被智性化，坐在图书馆的椅子上挪不开腿，被悲惨地剥除了一切感性经验。我们有很多的现象学，却没有感知：一切都在语言中。

后来读到更近一点的儒勒·维耶曼的《逻辑与感性世界》（La logique et le monde sensible）的时候，我又笑了，而且笑得更欢了。他在书的开头照搬了序结构的公理，就像初三学生的代数课本。所以，两个对立的学派——分析哲学和欧陆哲学——之间形成了“短路”，“回到事物本身”的路程中遭遇了同一个障碍……一种“程序”障碍。

我跃跃欲试，激动地想要跳过去。所以，不知不觉间我写了一本教科书。连幼儿园的老师都要求我加入他们的工作：大大的回报啊！

在我们周围，语言代替了经验。柔软的符号代替了坚硬的物体：我无法把这种替换视为对等，它其实是滥用和暴力。铜钱的声响没有铜钱本身值钱，饭菜的香味不能填饱饥肠辘辘的肚子，广告不等同于质量：但说话的语言（langue）却遮蔽了品尝味道或接吻的舌头（langue）。《五种感官》正是为了批判符号的霸权。

最后，我请您不要让我做出什么评判。与其不明所以地歪曲批判，不如说出自己的发现。

拉图尔：您就这样为我们消灭了科学哲学。

03 远离评判的哲学

塞尔：噢，别！不要用“消灭”一词。开除某人某事的行为在我看来是历史上，甚至是人类进化史上最为阴暗的一招。不，不要消灭。反过来，要广纳百川。我建议研究分析哲学以及相关的思想，它们难能可贵，有教育意义。它们是优秀的学说，甚至可能是最好的学说。还有什么呢？还有我之前说的哲学史、证明，甚至是广义的知识：这些都有利于培养和教育，有利于学校。

但学校教育的目的是不再教育。人到了一定年纪，最好走出学校，就像从农业学校学完技术出来应该自己学会种地。教育结束之时便是成人之际。教育的终结或目的都是为了创新。

拉图尔：现在让我们谈谈怀疑哲学。

塞尔：请您不要让我做评判，不要让我对远在天边那一头的哲学简单说两句，因为这可真是难为我了。但是这些思想确实吸引了很多当代人的注意力，魅力持久，例如被保罗·利科归入怀疑哲学的范畴或类别里的思想。

我远离怀疑哲学有两个原因：首先，它伺机而动，盯住某个人，等他藏起或以为他藏起某物的时候，就从他背后一把逮住他，抓个现行。但同时又有第三个人在某处同机而动，黄雀在后，躲在第二个人背后，等他掏另一个人或同一个人的口袋的时候把他一把逮住，以此类推。您可以想象，这将是一串长长的队伍。因为有第三者的介入，怀疑开启了无休止的诡计，如同一连串警察抓小偷的链条。于是，哲学完全成了“侦察”模式：一个警察总是需要背后有另一个警察的监察。哲学躲在每个人的背后，鉴察人心、试验肺腑。它自己必须得没有后背、心脏或肺腑吧？所以我们就掉进了一个侦探逻辑里。最好的侦探应该是不可被质询的人，因为他把自己置于不可怀疑的位置。

所以批评的最终目的是逃脱一切可能的批评，让自己无懈可击。它躲在所有人背后，并让所有人相信他没有后背，也没有心。他提出一切问题，以至于让其他人对他无可提问。换言之，最优秀的警察也是最聪明的小偷。批评哲学最终成了侦探杜宾，一个您认为无懈可击的人。

更确切地说：该如何称呼这个躲在所有人背后、自己却绝无后背的人？上帝。所以不要去相信那些把信守其哲学思想的人置于奥古斯丁位置的哲学，他们自以为全知全能，永远正确。这样的哲学永远不过是兵行诡道罢了。

您想谈谈伦理吗？我的伦理观不允许我参与这种游戏。我在一开始就承认，我不是永远正确的：求同存异是正直的学术操守的基本条件。

拉图尔：是的，这是您作品的一个显著特点。对此，我们稍后再说。您持有积极的态度，而非批判的态度。我们甚至可以说您是个“积极派”（positiviste），可惜这个词已有其他意思…我们再回到刚才的问题，当整个学术圈都沉浸在怀疑里的时候，您为什么却没有成为怀疑论哲学家呢？您为什么如此天真？请允许我用这个词。

米歇尔·塞尔

塞尔：自从哲学进入大学，或自从它只在大学里发展后，批评哲学便应运而生。

为什么我要远离它呢？因为我不喜欢混吃混喝，我刚才说过，我讨厌投机取巧，就像讨厌所有的作弊行为。我写《寄生者》并不是毫无目的的。“寄生者”说的就是寄居在他者体内、不被寄主怀疑的动物。所以，创新的第一戒律便是：你们想要有新发现吗？那就停止作弊。第二法则是我喜欢前进，不喜欢后退。

我们知道什么是后退吗？为什么我们后退时总是别别扭扭的？因为批评喜欢对一个已有的过程提取可能条件，并常常混淆了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我们今天能举杯同饮的必要条件是总体性的：这片土地、这株葡萄、慷慨而珍贵的阳光、一方土地、一些人、生育了我们的父母、造就了我们的时间……这些是必要条件，它们显而易见、平淡无奇，但无法解释真正要紧的东西，即当时的你我和今天此时此地的你我会说出同一番话。所以我们必须要找到充分条件。

而批评总是提取出总体和一般的必要条件，所以我们只有这些：父母、历史和经济……这些条件对所有人和所有事都适用，总是很容易找到，因为它们流淌在所有的小溪里，但用处不大。某个人，他和所有人包括我和你一样，可能有一个父亲，他或严厉或慈祥；有一个母亲，她或温柔或粗暴。他吃白面包或黑面包，生活在某个国王治下或一个独裁社会里。那么，我该怎么解释他何以能写出某出戏剧或天文学论著呢？只有一个充分条件能让我们挣脱出这座单一的牢笼，但我们一直没有掌握它，“有限”之人无力获得，有谁能找出库普兰写出某首经文歌的必要条件呢？所以这又是一次查询无果：必要条件的查找流于俗套，没必要做，而充分条件至今触碰不到。这就是难堪的后退。

所以批评就一直卡在流于俗套和触碰不到之间。

拉图尔：那么，我们上次说到的“关系的先验条件”和可能性条件不一样吗？像康德那样试图构建和保证一种基础的计划，您一点都不感兴趣吗？

塞尔：这种基础要是能找，早就找到了。

拉图尔：所以关于一切可能关系的哲学既不是一种基础，也不是一种可能条件？

塞尔：确实，拉丁语里的“条件”（conditio）一词意思是“奠基的行为”。我们不可能为某种运动构建基础，漩涡或火焰不同于坚固的建筑。

拉图尔：您远离批判哲学还有什么其他原因吗？

塞尔：应该说我在批判哲学的实践中受到冒犯，这事关一种职业道德。它节省了大量的劳动，比如说它把科学悬置起来，或质疑起来，不做细节研究，却力图寻求它们的条件或基础。可真够省事的！偷懒、无知、作弊的好理由。与之相对的，科学哲学家骗人的就少：他们工作起来像挖煤工人一样不遗余力，我非常欣赏矿工，他们实地劳动，踏实肯干，手里攥着工具、掌心里磨出茧子、脸上蹭了泥。而批评者呢，两手白净。历来人们对评价的说辞就很中肯，批评总是轻巧的。

与其评判，不如动手干；与其评头论足，不如就地生产。去挖煤才能知道煤是黑还是灰。与其批评，不如创新；与其抄袭，不如发明。

拉图尔：您从道德层面反感批评和批评实践，是吗？

塞尔：我们稍后谈一谈哲学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了它的审判时代。要创造新的事物难度极高。如果说哲学值得我们花费一个小时来研究，那必定是为了发现新事物，或者最好能产生新事物，而不是对已有的事物评头论足。与其做个裁判吹哨，不如自己上场比赛。您刚才说的哲学都是属于审判型的，标榜自己具备真理、明晰、合理性、现代性，忠于存在……因此它们是学院派的。它们分类、排除、承认、打分。但在我看来，真正的评判或对法律的尊崇应该体现在别处，我等会儿再说。

哲学希望创造一个政治的、伦理的，或思辨的新世界，而不是蜷缩在某个易守难攻的据点内，用不知从哪里承袭来的权力面对所有的话语，承认或审判其现代性、合理性或明晰性。

但这不是主要的，因为根据我自己设定的前提，我刚才的话就有失公允地陷入了（对批评的）批评。如果大家对法律感兴趣，比如说我，就必须看到我们的传统——自前苏格拉底时代开始，经由柏拉图、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康德直至黑格尔——都在努力发现一个有趣而精确的地方，从那里我们能同时看到法学和科学、科学规律和法学规律这两种理性。但这个地方不是批评，因为它必定存在于法学外部，且具有建设性。我有时候想，这个地方是不是不够有力，还无法描绘出西方哲学的特点。如今的严峻问题都是产生于这个地方。我们不能舒坦地坐在审判椅上，而应该去创造新的法律。

当代的重大问题，从广岛的那一个上午开始，都经历过所有法律与科学之间的关系。我们必须重新创造这些关系的交织地带，必须创造一种新的哲学让法学家能创建新的法律，让科学家也许能创造新的科学。因此，批判时刻并不在于给予哲学审判一切的权力，不是让哲学以奥古斯丁自居，自以为是（错判乱判），而是赋予哲学以动手、创造、生产的责任，让它生产、创造、言说法律，知晓并应用科学的条件。

拉图尔：所以您排斥评判的哲学并不意味着您排斥法律哲学？

塞尔：当然不排斥，完全相反。

拉图尔：您认为在这些批判运动中毫无生产性的，不在于它们的思想，而在于它们的趋势。它们不像手艺人（artisanal）那样生产？

塞尔：或者说不是“艺术”（artiste），我是指该词的希腊语意义。批评既不诗意，也无生产性。您不认为所有这些趋势都像绝版货吗，标志着终结，毫无活力也再无出发的可能？

04 远离哥白尼式的革命

拉图尔：我们其他人，即您的读者们，我们都是在这种类似“家族末代儿孙”“绝版货”的思维中成长起来的。因为我们相信总有一些决定性的最终革命，彻底引起天翻地覆变化的哥白尼式的革命。在科学上，这是巴什拉主义者很熟悉的认识论断裂，确实如此，至少在政治上、在哲学史上确实如此。这些革命阻止我们与活生生的过去沟通，因为过去是一去不复返的，这一点我们在第二次访谈中说到过。但我现在还想回过头来说一下，因为这种对彻底革命的信仰也有它积极的一面。它让我们变成现代人，但我觉得它同时也让我们难以读懂您，您对科学的批判并不持有批判态度。

塞尔：我明白您的意思。您知道吗？像您说的以革命切分时间是我们的一种古老的习俗，是纯粹西方式的思维方式。我们都是在一种和“古代”相伴的文明中生存和思考。您对比一下其他地方，难道不觉得这种想法很奇怪吗？到了某个时间点，一切停止，从零开始，前一线段里的负数就被抹去了。中国人或印度人都不是这么计算的，而我们思考和生存的历史则呈现出您所说的节节断裂。

这一模式同样应用在科学中：史前时代里科学尚未存在，这段时间如同一段被埋葬的旧时光。然后突然，科学就到来了。有多少哲学家在玩弄这种套路？在古希腊之前，没有人思考，随后突然出现了希腊奇迹，创造出一切，包括科学和哲学……或者简而言之，他们区分出我之前和我作品之后的两个时代……笛卡尔、康德和其他哲学家就是这么做的，在科学领域有伽利略、拉瓦锡、巴斯德。但是如果我们弱化这种套路……并不时地用另一种眼光看待我们的科技成就呢？例如在《雕像》一书的开头，“挑战者”号事件非常规地和迦太基的巴力神祭祀传统联系在一起。是的，很多的表象、行为、举止或当代思想几乎原封不动地在重复远古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我们的大部分行为和思想都和古人无异。以断裂或革命切割的历史是最为重复的历史，它仿佛一道不透光的黑屏障，阻止我们看到真正的古代。

拉图尔：是的，这是读者难以容忍的！

塞尔：出于自恋，我们确实很难凑近直视人祭传统。

拉图尔：原因很简单：因为我们是现代人，这明确表明“挑战者”号和巴力神之间毫无关联，因为迦太基人属于宗教时代，而我们不再是，因为他们属于低效时代，而我们效率超群，等等。

塞尔：我一直在说这个观点。

拉图尔：是的，确实如此。但是我们正在讨论的这个问题相当难，所以读者并不信服您的观点。您说过十遍、一百遍，但大家还是不相信，因为革命让我们成为现代人，并让这些过去状态和今天不可同日而语。因此，我们认为自己绝对不同于迦太基人，除了都喜欢新鲜事这一点。我在这里不再重复时间的问题，这个我们已经谈过，我要向您提出的是另一个全新的问题。

塞尔：我明白，我用另一种方式来回答您。革命机制可能只是表面的。在革命背后，或者在断裂型历史的深处，是否流淌着——或渗透着——某些黏稠的流体呢？您还记得地球物理学里的大陆板块理论吗？地震是间歇性的，在类似加利福尼亚圣安德列斯断层这样的地质断层附近形成突然的断裂。但是在它的下方是极度缓慢而持续的一系列运动，它解释了地面出现突然断裂从而引发地震的原因。再往深处去，在缓慢、安静而无情的持续运动下面，是一颗火热的地核，它像拖动皮带一样牵动了整个运动。这些运动机制时后的太刚是什么？是我们冷却下来的古老而炙热的地球。地球就是这颗太阳。

同样，历史的断裂不也是被极度缓慢的深层运动推动着吗？它让我们和过去对话，但要深入无边深邃的地层。所以我们在表面看到不连续的断裂、地震——我的意思是历史的动荡或民众的暴动——短暂的暴力摧毁了城市，重塑了世间面貌，但在历史深处其实隐藏着持续而超级规则的运动，在完全不同的时间尺度上进行，几乎不可察觉。

请允许我说，比如宗教史就让我们看到了这一点，宗教史形成了最深、最底层、埋在最下面的板块，以至于不可见，当然它的变化速度最为缓慢；但我猜测，再往深处去，还有一个被包裹得严严实实的内炉，正盲目地推着我们运动。

本文出处：《我不想保持正确》米歇尔·塞尔/布鲁诺·拉图尔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