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仲纯，安徽怀宁人，邓以蛰的弟弟，邓稼先的二叔。

刘宜庆

邓仲纯（邓仲存），邓稼先二叔，医生，侠肝义胆古道热肠，老舍称之为好友。邓仲纯虽然行医，但他的古诗文功底很深、结交了大批文化界的名人。不妨从邓仲纯的交游，来看民国文人的友情。

邓仲纯与陈独秀系怀宁同乡，两家是世交，两人幼时就有交往。邓仲纯四弟邓季宣与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陈乔年是留法同学，邓陈两家还有亲戚关系，陈独秀二姐小女儿的婆婆就是邓仲纯的姐姐。

大约清光绪宣统年间，邓、陈和苏曼殊一起留学日本，朝夕相处，切磋诗文。后来，邓仲纯回忆说：“我和曼殊和尚、仲甫三人共同住在东京的一间小房里，曼殊向仲甫学字学诗文，所以曼殊的字很像仲甫，曼殊的诗，不仅像，好多是仲甫做的或改的；仲甫则向曼殊学英文、梵文，每天都呀也呀的，我很讨厌，时常还因此吵嘴。”和他们三人住在一起的还有章士钊、邓以蛰。邓仲纯学医，邓以蛰在弘文学院学日语；陈独秀和章士钊在正则英语学校学习英文，同时到早稻田大学学习法国等西欧文化。陈独秀一边学习，一边参加革命活动。邓仲纯受到陈独秀的影响，也参加了革命。1908年，陈独秀第四次到日本，在东京和邓仲纯住在一起，一边学习英语，一边研究音韵文字学。陈独秀晚年在江津著《小学识字教本》，要追溯其源头，实发源于此。

1916年，蔡元培出任北京大学校长，聘请陈独秀担任文科学长。因为乡谊，邓仲纯随之到北大工作。

杨振声

1930年，杨振声出任青岛大学校长，他聘请邓仲纯担任校医主任。校长杨振声是山东蓬莱人，性格豪爽，平易近人，他豪于酒，常常召集同仁在“顺兴楼”或“厚德福”宴饮。梁实秋文中说：“七名酒徒加上一位女史，正好八仙之数，乃自命为酒中八仙。”他们三日一小饮，五日一大宴，30斤一坛的花雕搬到席前，罄之而后已。经常是薄暮入席，夜深始散。他们豪迈地宣称：“酒压胶济一带，拳（指划拳）打南北二京。”有一次胡适路过青岛，见到这班人豁拳豪饮的样子，吓得立刻把他太太给他的刻有“戒酒”二字的戒指戴上，要求免战。

“酒中八仙”前后略有变动，其基本阵容：一为校长杨振声，二为教务长赵太侔，三为文学院院长闻一多，四为外语系主任兼校图书馆长梁实秋，五为“新月”派主将方令孺女史，六为校医务室主任邓仲纯（初为理学院长黄际遇），七为总务长刘康甫（刘本钊），八为秘书长陈季超。

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全面抗战的大潮中，在青岛山大的文友酒友星散，邓仲纯先避难安徽，后流落到四川江津。邓仲纯和邓季宣从安徽迁居江津后，举目无亲。他们与江津邓蟾秋、邓燮康叔侄本不同嗣，但是“同门”，就认作同宗。在江津邓氏叔侄帮助下，邓仲纯在黄荆街开办了“延年医院”，患者慕其名，求医问药者很多。邓季宣任国立九中（安徽公学）总教务主任兼高中部第一分校校长，终于在江津站稳脚跟。国立九中收战时安徽籍的流亡学生，所以当时江津有很多安徽人居住。

陈独秀

陈独秀从南京狱中释放，1938年8月初，邓仲纯终于在重庆上石板街寻访到陈独秀，遂接陈独秀一家到江津居住。

陈独秀蛰居江津后，在国立九中任教务主任兼高中部第一分校校长邓季宣等的帮助下，儿子陈松年终于在国立九中谋到了一份管庶务的差事，有了一份收入。

此后，邓仲纯担任陈独秀的义务保健医生兼通讯员。陈独秀的大病小病都由邓仲纯问诊，全是免费。陈独秀与邓仲纯的交往并不纯是医患之间的交往，他们的交往是情感上的交往，是心灵之间相互慰藉的交流。陈独秀是学者，是名人，书信往来频繁，最多的是与学生、时在成都任川康绥靖公署少将参谋的杨朋升和在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任教授兼国立编译馆编辑的台静农之间的往返信函，还有一些报刊寄来的样刊样报、稿费等，这些都是交“四川省江津县城黄荆街八十三号延年医院”转。信函刚邮寄到，邓仲纯立即派院内伙夫迅速送到石墙院，不得有半点延误。正因为此，住在城外乡下的陈独秀才得以与外界保持着联系。

晚年台静农与林文月。

老舍、台静农在青岛的山东大学中文系教书时，和邓仲纯成为好友，他们一起品尝即墨老酒。1940年，由台静农陪同，老舍自重庆搭船至江津，专程到邓宅仲纯家，看望拜会陈独秀来了。晚年台静农珍藏当年陈独秀写给他的书信102封。其中1940年3月9日，陈独秀致函台静农：

　　静农兄左右：兄与老舍来此小聚即别，未能久谈为怅！闻兄返白沙时颇涉风涛之险，甚矣，蜀道难也。魏建功同学倘已到白沙，请代向其乞赠《天壤阁甲骨文存》一册寄下。甲骨文以最初王、刘所及最近研究院所获者为最可靠也。闻蔡先生故耗，心颇悲痛，留白沙之北大同学有举动否？留江津者不知有几人，能会合而公祭之否？

在这封信中，陈独秀还提到了蔡元培在香港逝世，在白沙和江津的北大同仁和学生公祭蔡元培。台静农《酒旗风暖少年狂——忆陈独秀先生》文对陈独秀的神态有生动的描述：“他谈笑自然，举止从容，像老儒或有道之士，但有时目光射人，则令人想象到《新青年》时代文章的叱咤锋利。”大约1938年12月，舒芜的四伯父方孝远客居江津，方孝远与陈独秀闲谈，舒芜的四伯父对陈独秀的印象，也印证了台静农的描述：“他的满口怀宁方言，土腔土调，一点也没有改，更不像个一世走南闯北的人。……他穿一件灰布面的长袍，两手笼袖，在厅堂上来回走，先是缓步，走着走着快起来，后来就成了跑来跑去，每次都是这样。……他同人说话时，间或目光一闪，锋利逼人，同他当时的‘土老头’的整个形象不大一样。”

陈独秀

有一段时间，陈独秀一家和邓仲纯一家住在一起，因生活习性与邓仲纯妻不尽相同，就有了一些磕磕碰碰，邓仲纯对陈独秀仍然很好，他虽“惧内”，但仍在背地里劝说妻女要大度包容。后来陈独秀搬到施家大院、石墙院居住后，邓仲纯也是隔三差五去看望他或去看病治病，有时实在太忙，也会差人送药。1940年2月初陈独秀病重，6日到重庆石板街戴家巷宽仁医院治疗，回来后，邓仲纯强留他在“延年医院”内住下观察了几天。

一次，邓仲纯为陈独秀诊病后说：“你的《实庵自传》写得好，何时能写完？”陈独秀说：“我答应朋友们，写完《小学识字教本》，再写《实庵字说》。”见邓仲纯不解，陈独秀解释：“学者以文立身，《小学识字教本》是指学理研究，对中国文字学研究的意义重大，可以留传存世。”

1942年5月12日，陈独秀听信胡豆花泡开水治高血压的偏方，但因胡豆花发霉变质，饮后中毒腹胀，次日包惠僧来访作陪饮了小酒，过量食用四季豆烧肉，造成呕吐不止，虚汗如浴几日。他立即叫回儿子陈松年，原准备赴渝的邓仲纯得到信息，立即取消行程，赶到石墙院守候。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和邓季宣等多次前往探病。27日晚，邓仲纯为昏迷两天的陈独秀注射强心针及平血压针，但仍无法挽回陈独秀的生命。在陈独秀弥留之际，鼻孔间气息微微进出。潘兰珍一手托起他的头，一手拉住他的手，看着他闭合了双眼……陈独秀就这样走完了人生旅程。

1943年1月，陈独秀葬仪在江津“康庄”前坡举行。

邓仲纯、邓季宣兄弟以及江津邓氏料理丧事，陈独秀得以安葬。陈独秀葬于江津大西门外鼎山桃花林，邓蟾秋康庄别墅前坡。碑上“陈独秀之墓”五字为台静农所书。国立九中历史教师、陈独秀死后著作整理人何之瑜在1943年2月20日的《访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后记中说：“先生入葬后，芟芜剔秽，竖碑砌道，莳花草、艺果树、敷布景物，差强人意，鼎山虎踞，几江龙蟠，岚光映耀，帆影出没，先生之灵，可以安矣。”

抗战胜利后，山东大学在青岛复校，校长赵太侔仍聘请邓仲纯为校医。赵太侔致信时在美国的老舍，邀请他到山大担任文学院院长，老舍婉言谢绝的信中，让赵太侔代他问好“故道侠肠仲纯兄”。

当年陈独秀书赠邓仲纯一幅篆联：“我书意造本无法，此老胸中常有诗。”邓仲纯与陈独秀的交情，醇厚如酒温润如诗，又可谓君子之交淡如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