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研究部主任、研究员
曲一帆：做有社会责任与时代担当的学者
（文/本刊记者 王玉君）
作为一位80后的国内知名学者，曲一帆研究员不仅从事教育智库的跨学科研究，而且还是一位学术有成就，心中有责任，肩上有担当的人。在国家或地方有关教育政策制定或重大教育改革中，她都积极发挥着自己独特的作用。目前，曲一帆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担任研究部主任，同时，她还是教育部全国校外培训政策咨询分委会秘书长、中国民办教育协会民办教育研究分会副理事长，北京市法学会教育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
人生中受益最大的两位恩师
曲一帆1980年在辽宁省沈阳市出生长大，小学和初中就读辽宁省实验学校，中考考入当地重点中学沈阳二中，在各个阶段她都是班里出类拔萃的好学生。
曲一帆的父亲在法院工作，母亲是一名教师。“父母工作都非常忙，也非常尊重信任我，给了我充分自由的成长空间，加上高中时期住校，让我早早学会独立，不依赖父母，自己制定学习计划、把握学习节奏。”学生时期的曲一帆，不仅学习好，而且兴趣广泛，多才多艺。她喜欢弹钢琴、吹长笛，初中练过3年的体操。此外，她也擅长写作，是学校新闻社成员，经常参加学校组织的演讲、辩论活动。因为从小受到父母的熏陶，对法律和教育都很感兴趣。
1999年，曲一帆高中毕业并考上了心仪的中国政法大学，就读法学专业（本科）。大学时期的曲一帆曾任国际法学院学生会副主席、是学校的文艺骨干，组乐队、拍话剧、办晚会，十分活跃。大学毕业后，曲一帆留校保研后又考上本校博士研究生，所学的专业始终是国际经济法。从读本科到博士毕业，11年连续不间断的高校法学专业学习，既让她积淀了较为深厚的法学素养，也让她更为喜欢在大学工作。本科毕业后，曲一帆曾作为留校保研学生，在学校就业指导中心工作过一段。“这让我亲身体验了做高校教师的工作特点，进一步加深了对教师这一职业的了解和向往。”
谈到在求学时期对她影响最大的人，曲一帆说那就是她的导师——许浩明教授。许浩明教授是德国明斯特大学法学硕士及博士学位获得者，被破格批准为德国（暨欧盟）法学会外籍正式会员。“许老师不仅是我的硕士导师，也是我的博士导师，更是我的人生导师，对我的影响非常大。”曲一帆娓娓道来，“一是我被他的家国情怀所感染，许老师是海归学者，他非常关注中国在国际组织、国际规则制定中的话语权，在各类国际大会场合为中国发声。跟他求学期间，他就带着我们学生写内参，参与各类政策法规的起草工作。他一再教导我，学术研究不是空中楼阁，在拓展理论研究深度的同时，要思考如何将理论更好应用于实践，为国家的改革发展实实在在做出学者的贡献；二是我被他的教育初心所感染，许老师对学生非常好，除了课讲得好，还要花大量时间指导学生论文写作，同时特别强调团队建设，鼓励同门之间在学术研究、工作生活上都互相帮助、互相支持；三是被他的探索精神所感染。许老师教授国际经济法课程，同时也在民法、消费者保护法方面有很深的造诣。
从博士研究生毕业后，曲一帆有幸认识了另一位对她影响很大的老师——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史薇。“史老师对我的影响很大。她强调跳出教育看教育，带领中心团队聚焦教育与经济增长、教育与对外开放的研究，关注研究成果为科学决策服务的应用性。”当时贸大这个研究中心是新成立的，也是教育部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部校共建的实体性研究机构，其发展目标是成为：国家不同经济发展时期和不同背景下关于教育规划与战略领域的重要咨询机构，国内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教育与对外开放领域的核心智库；研究不同教育层次、教育层面与经济社会对应协调发展的一流研究平台；本领域间国际比较合作研究和信息交流中心。在这个中心的发展过程中，教育部与学校都给予非常大的支持，也为曲一帆职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
遇到了开明而有开拓性的领导，又是新成立的研究机构，对于当时刚刚从学校毕业的曲一帆来说极具吸引力，于是，2011年博士研究生毕业的她便投身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成为这个研究中心的一名学者，并且工作至今，做起法律与教育的跨学科研究。“史薇老师既是金融学教授也是教育经济学博导，她教导我，学术逻辑都是相通的，要敢于打破学科边界，很多问题用跨学科的思维便会找到突破口和创新点。她的博学多识、独到视角都对我的研究有非常大的指导与启发。”曲一帆言语里充满了对史薇老师的敬重和感恩之情。
跨学科研究成果丰硕
对于很多人看来很难做的跨学科研究工作，曲一帆却做得游刃有余，对此，她归因于自己有跨学科的学习和研究经历。国家民办教育改革、“双减”改革、教育对外开放、教育治理是曲一帆重点关注和研究的领域。她还通过运用法学、教育学、经济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对教育与资本、教育与市场、教育与社会的关系进行研究，注重以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推进教育治理现代化。她说：“我求学期间是国际经济法方向，硕士论文研究WTO法律问题，博士论文研究金融消费者保护。现在从事的研究领域是教育政策和法律研究，有些区别，但是也有相关性。因为我现在做的主要是教育与市场、教育与对外开放的研究，需要具备经济学和国际经济法的专业背景，所以，我能够在现在这个领域做出成果，跟我原有的学术研究基础有很大关系。”由于具有跨学科的知识背景和研究实践，曲一帆在智库研究方面产出了一批决策转化率较高、社会影响力较广的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批示十余项（中央领导批示7项）、省部级以上文件采纳十余项，在《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求是网、教育部官网发表多篇教育改革解读文章，多次接受中央电视台《朝闻天下》《东方时空》《焦点访谈》采访、央广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栏目采访、新京报采访和南方都市报专访。曾在《清华大学教育研究》等核心期刊发表多篇学术论文。
曲一帆认为，教育与资本、教育与市场相关问题是新兴研究领域，从传统教育学研究视角，难以准确把握资本、市场进入教育的逻辑与趋势；从经济学研究视角，难以准确理解基于教育主权与公益性对资本与市场限制的原因。对该领域需要运用跨学科研究、交叉研究方法，跳出教育看教育，结合教育改革方向与经济发展趋势进行综合性研究，同时对于资本设置“红绿灯”需要借助法治思维，完善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监管预期。她参与了民办教育促进法和民办教育促进法实施条例的修订工作，提出的多项修法建议得到采纳，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主要得益于她跨学科研究的经历。
此外，曲一帆还承担了国家社科重大课题的子课题——中美科技与人文社科交流研究。她指出，在当前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下，应当针对不同国家的特点，实施差异化的国际交流合作，在多角度、多层次的变化中探索新的交往方式，如将本地国际化人才培养作为新发展格局背景下的改革着力点、将开放在线留学作为教育服务贸易的突破点、将推进高质量区域合作、鼓励教育走出去、深度参与全球教育治理作为发展关键点，等等。
曲一帆的许多研究报告契合实际，能够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因此获得批示和采纳。对于这些研究成果的取得，她坦言，主要归功于以下几方面：
一是得益于国家加强智库建设的大背景。党的十八大以后，中央高度重视智库建设，出台了一系列文件，为引导研究紧贴国家需求，服务国家决策提供了很好的制度环境。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新时代教育科学研究工作的意见》，提出“重点打造一批新型教育智库和高水平教育教学研究机构”。“在这样大背景下，政府部门更注重科学决策、民主决策，扩展了我们学者参与国家大政方针制定、咨政建言的机会”。
二是得益于学校教育评价改革。2018年 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关于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改革的指导意见》，强调分类建立健全涵盖品德、知识、能力、业绩和贡献等要素，科学合理、各有侧重的人才评价标准。2020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深化新时代教育评价改革总体方案》，强调要改进高校教师科研评价方法。突出质量导向，重点评价学术贡献、社会贡献以及支撑人才培养情况。“在这一大背景下，高校教师评价体系也逐步优化，特别是我所在的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学校领导对智库建设高度重视，在职称评聘、科研奖励等方面将智库成果纳入其中，对于我们智库研究人员是极大的鼓舞。”曲一帆说。
三是得益于贸大教育与开放经济研究中心的团队合作。曲一帆表示，她所在的这个研究中心聚集了一群学术研究功底扎实、思路开阔、团结友爱、积极向上的研究人员。“大家来自于经济学、管理学、法学等不同的学科，建立了良好的团队合作研究基础，互相学习、互相帮助、取长补短，他们的真知灼见给予我非常大的研究启发和研究支持。”曲一帆自豪地说。
四是得益于曲一帆在政府部门借调工作的经历。她曾经被教育部和北京市教委相关部门借调工作，参与各类调研与文件起草。“这些工作经历有助于我更好理解政策的需求导向、内参的文法风格。”
聚焦社会教育问题深入研究
近年来，随着资本快速涌入教育行业，民办教育、校外培训等领域出现了一些乱象，比如过度逐利的问题、非营利性民办学校境外上市的问题、贩卖焦虑、影响社会公平问题、加重百姓经济负担问题等等，对教育的公益属性与教育秩序造成了冲击，增加了人民群众教育养育成本。因此，曲一帆感到，作为学者应该有社会责任感，勇于担当，于是，她聚焦这些社会现象并开展深入研究，寻找规律，破解难题，力争为政府机关或教育部门提出切实可行性的建议和针对性的对策。比如，曲一帆在“双减”改革研究方面下了很大功夫。
曲一帆对“双减”改革的必要性、风险研判与防范、改革科学思维方法、改革监测评价、改革中的“备改审”“营转非”、从业人员管理、预收费监管、机构*等新情况、新问题及时进行研究，既有国家层面的思考，也有针对北京当地情况的研究。有关成果得到中央领导、北京市委主要领导、部领导肯定性批示，对推进改革做出重要贡献；多项政策建议在中央“双减”文件、教育部相关配套文件、北京市委市政府文件和市教委文件中被采纳。
谈到“双减”，曲一帆作为两个孩子的家长，非常关注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她说：“中央为什么要下这么大决心推动‘双减’？因为这个问题非常重要，事关党的教育方针、事关小康社会成色，事关到每一个家庭的切身利益。”曲一帆指出，“双减”这个问题非常复杂、非常之难，关系固有的社会观念，关系社会竞争压力的传导，是世界教育治理的难题。此前，很多家长用校外培训的越位来弥补家庭教育的缺位，并没有真正思考孩子的实际获得感，而是被“剧场效应”裹挟其中，这就需要从国家层面让校外培训降温，让家长回归理性。当然彻底改变校外培训需求，不是教育部门一家能够完成的，也不是单纯校内提质增效、校外严惩重罚就可以根本解决问题的。需要扭转社会观念和人才评价标准，推进中高考改革，营造公平就业环境，促进各方面人才各得其所、尽展其才，才能从根本上缓解社会焦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