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言昭
新近收到两本新书，一本是宝蓝色封面，一本是湖绿色，上面印着烫金的花草图案，显得典雅、考究，又有清凉感。这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今年出版的复旦大学陈思和教授的书简选集。近两年陈思和连续出版了分类体著述集《陈思和访谈录》《陈思和演讲录》等，这回又推出了书简选,不过这次是分做两本独立的书，一本《人文书简》，一本《文学书简》。
“书简”一般可分为两类，一类是私人通信，原本不准备公开发表的，另一类是借助书信体的通俗形式来写文学批评，探讨深奥的理论问题，如普列汉诺夫的《论艺术（没有地址的信）》、里尔克的《给一个青年诗人的十封信》、朱光潜的《给青年的十二封信》《谈美书简》等，当然还有郭沫若、宗白华和田汉早年合作风靡一时的《三叶集》等。
陈思和这两本书简集，都属于后一类公开发表的“书简”。自上世纪80年代起，陈思和刚刚开始写文学评论，就尝试着用书信体来写作。他在《马蹄声声碎》的序言里宣称：“我自写理论文章以来，一直有这么个看法：专著不如系列论文，学术论文不如学术小品。”为什么呢？因为“写学术论文难免要摆出一种架子，使用的语言也常是一般学术用语，呆板枯燥，很难见性。学术小品在文体形式上更加活泼自在，写法上也能更多地倾注作者的内心情愫。我一向喜欢在文章中读出作者的人格和性情，喜欢娓娓说道而不喜欢高头讲章……所以我在《中国新文学整体观》以后，就有意改变理论文章的文体，采用书信、随笔、对话、讨论等各种形式来阐释本可以用理论文章形式来表达的思想，文章是愈写愈短，但写起来却愈来愈觉得自如”。陈思和用书简形式写文学评论，原来是有意进行一种文体的实验，觉得这样与读者沟通起来就好像聊天一样，亲切随便，用不着一本正经地从理论到理论，而且可读性强，文字也能活泼一点，达到所谓“见性”的目的。
在《文学书简》里，陈思和收录了写给我和我父亲丁景唐的两封信，都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写的。给父亲的信是谈王观泉的《席卷在最后的黑暗中——郁达夫传》，那时候陈思和还不认识王观泉，这本书当是我父亲送给他的，他读后写信给我父亲，报告他的阅读心得，后来又经修改公开发表了。另一封写给我的信是谈我写的《关露传》，有鼓励也有坦率批评，不过他讲的是1989年出版的《谍海才女》。
我写的《关露传》有两个版本。《谍海才女》是初版本，陈思和在信中对这个书名表示了批评。其实当时取这个书名还真颇费了一些脑筋。记得这部传记完成以后，书名是《女诗人关露传》，后又改为《一个消失了的女战士——关露的一生》，但订数只有1000多册。为了增加订数，这本书再次改名为《爱神和诗魂》，虽然订数上升至2000多册，但还远远不够5000的达标数，怎么办呢？最后把书名改定为《谍海才女》，第三次发出征订，果然一跃而达5300册，得以“死里逃生”。但思和还是不以为然，他在信中说：“书放在书摊上，让人误以为是一本通俗惊险小说，那才叫冤了。”
其实我和读者一样“冤”啊。书中描写的是一位左翼女作家、党的情报工作者的艰难一生，是一本严肃的英雄传记。不过我在书中忍痛删去了20000多字，这是关露在秘密战线上最重要的一段经历，即在敌伪时期的上海从事秘密工作的情况。
为《谍海才女》作序的梅益先生也不无遗憾地指出这段历史不应该出现“空白”。他说：“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作者能把她本人感到遗憾的、同样也是读者感到遗憾的至今仍然覆盖在关露脸上的那层厚厚的面纱揭下来，使人能够更清楚地认识她。”
思和在信中很坦率地指出：《谍海才女》“只能说是完成了关露一生的一个侧面”。但他也赞扬了这本书对材料的舍取：“优秀的传记作者总是慧眼独具，善于发现内蕴丰富的生活细节并加以艺术性的描述，进而舍弃大量无用的苍白的缺乏生命的死材料。”关露是一位敏锐的女性作家，她长期生活在上海，喜欢上海生产的衣物和日常用品，她的后半生居住在北方，却时常想念上海，经常托居住在上海的妹妹买这买那。如买雨衣，她会告知要选择亮丽的颜色，米黄色或银灰色，但不要深灰色。她与妹妹的通信中，大部分都是这方面的内容。我在这本传记里描写了一个真实故事：关露晚年被关在秦城监狱，因为牢里统一发给犯人的囚衣过于肥大，她竟花了半年时间，将铁钉磨成一枚针，从毛巾上拆下丝线改制了囚衣，使其能合身些。思和称赞说：“这些奇特而非凡的细节，实在是非关露莫为，经认真开掘与阐释，当为令人难忘的篇章。”
《谍海才女》出版20年后，2009年10月，上海文化出版社重新出版了修订版《关露传》，经过20年的搜索、修订、沉淀，才成就了一本比较全面书写关露一生的传记。在《关露传》将出版时，编辑要求我提供关露在各个历史时期的照片，这可有点难了，因为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活动的共产党员不可能留下很多照片，关露也是如此。我首先想到的是关露的外甥女李康将，从她那里获得几张关露和亲属的照片。但是还不够啊，于是我就想到了在沦陷时期为《女声》投稿的那些地下党员或者进步人士。他们都是我的前辈，也都是父亲的好朋友。我一一给他们写信或者打电话，有的我就上门去拜访，果然收获很大。从他们那里我得到了一批上世纪40年代的旧照片，极为珍贵，还原了关露当年虎穴斗争的历史场景。这些照片，我都用在了《关露传》书中。
我真希望思和能再读一下修订版《关露传》，然后再写一封书简给我，谈谈阅读后的感想。
来源：文汇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