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古代把居住在中原地区的主体民族称之为华、夏、华夏中华传统礼仪文化常识或诸夏。
华夏族在中原建立的国家是为夏朝。作为交际礼仪重要物质形态的饮酒，在夏朝时已十分盛行。有的文献很形象地描绘出他们痛饮的场面：醉了的人扶着没醉的人，没醉的人又急忙扶住喝醉的人，并且嘴里不停地嘟嘟哝哝地唱着歌，活现出酗酒成风的情景。“无酒不成礼仪”，社会生活中群饮多半是为了交际，当然有相应礼仪，可惜缺少文字记载。
婚恋是交际礼仪的重要组成（部分，《吕氏春秋·音初篇》：“禹行水，见涂山氏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命其妾候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涂山氏之女命其妾站在大禹必经之道旁，见大禹来了，便放开歌喉唱：“等你呀！”以转达主人的爱慕之情，直接、热烈而率真，省却了繁文缛节，和今日西南少数民族青年男女婚恋对歌礼俗相去不远。
夏、商、周三代的民族，进入中原立国之后，都尊黄帝为自己的祖先。所以，华夏族的交际礼仪共识于黄帝时代传承下来的礼仪核心，亦即统一于华夏的交际礼仪。
同时，也发展了交际礼仪文明。《礼记·礼器》：“三代之礼一也，民共由之。”这里所谓“礼”，虽然主要指统治阶级的典章制度，但也包含交际礼俗。“一也”即一脉相承之意。《论语·为政》：“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孔子在强调“因于”，即继承关系的同时，又指出有所“损益”即变化发展。
其实，每一个民族的交际礼仪，都以本民族固有的为基础，在发展过程中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文化。夏、商、周交际礼仪的发展，是从黄帝到尧、舜、禹时代，以长期融合而成的华夏交际礼仪为基础，同时也不排除商人吸收东方的东夷文化和东北的燕文化；周人吸收西北的戎、狄文化，以至南方的苗蛮文化等吸收和融合的结果，使华夏交际礼仪日臻严密，且有广泛的适应性。
以宴饮为例。西周时期，实行礼治，宴饮受政治制度的影响，成为庆典活动和交往的礼仪形式。为了适应这种礼仪形式，对宾、主在宴会中的行为、使用的食品、食品的陈放形式、音乐、环境布置等均开始有了一系列的繁琐规定。如规定宾、主应酬中酒的数量和饮酒的秩序及许多礼貌；规定酒具、饭食、荤肉、素菜摆放的位置和组合的形式；规定了选贤任能的“乡饮酒礼”歌《诗经、鹿鸣》等按宴会主题选择歌曲的原则；规定了宴会的席位座次。
又以文字为例。作为书面语言，其目的是适应交际需要，也必然反映并扩大、推动交际礼仪的发展。汉字兼有象形表意的综合功能，其间有一部分至少是比较原始、客观地记载了夏、商、周的交际礼仪习俗。例如宾、客，甲骨文里的“宾”，上面像屋形，下面从人从止，意思是客人来到屋下，即宾客到门，本义是客人、贵客。《仪礼·士冠礼》：“主人再拜，宾答礼。”指以宾客之礼相待。“客”在比甲骨文稍晚的铜器铭文里有，上部像屋子，下部“各”是到的意思，即从外面而至，亦即有人自外而入，即所谓拜访。
由此可知，在阶级社会初期就有人际交往的频繁和华夏民族好客的古风。又如“契”字，上部的“！”像木棍，“三”是刻成的印记，“丰”像一条木棍上刻成印记，这就是古时的契据。“刀”是刻的工具，“大”是大小的大，即大家必须公正、自觉遵守，任何一处不得私自随意在棍上刻画。说得直白些，如甲向乙借了三把石斧，则在木棍上刻三条横道，将木棍对着刻痕剖分为二，各执其一，甲奉还时，拿出自己所执一半契与乙验合，以证借、还数量不差。
所以，春秋战国时代有人捡到判契，高兴得发狂，以为天外飞来横财。此相当于现在的借贷交际礼仪。直到今天，大宗买卖双方立约据时，其末尾必写上：“恐此后口说无凭，立此契据是实。”
如果说夏以前的交际礼仪尚有史前传说之嫌，那么被公认为信史的夏、商、周三代，特别是典籍上所载商、周礼仪，有大量的出土文物佐证，则毋庸置疑。
这三个朝代所处的阶级社会，整个礼仪的思想基础都建立在对上帝、鬼神、天命的迷信上，从出土的卜骨、礼器和殉葬品以及传世的文献资料来看，足见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而在诸多频繁的祭祀中又有等级身份的区别，于是交际礼仪的内容和形式，在尧、舜时代一脉相传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君臣、父子、兄弟、亲疏、尊卑、贵贱等关系，而且形成传统，一直延续至今。
另外，中国文化史上第一部系统记载“礼”的书籍《周礼》已在周初出现，此即为后世传颂的“周公制礼”。《礼记·明堂位》称：“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摄政于成王。”通常认为传世的《周礼》和《仪礼》就是周公的遗典，并与其释文《礼记》同为后儒的经书，总称“三礼”。
虽然尚有争论，但《仪礼》是先秦时代部分礼制的汇编，因为其间有从礼俗采来，故包容交际礼俗，看来是不应怀疑的。因为《仪礼》所讲为士所习的礼节，汉人称为《士礼》或《礼经》；又因其所讲为具体仪节，不是“礼”的意义，晋人改称为《仪礼》。
以上情况说明，《周礼》和《仪礼》未必全出自周公之手，史传的周公制礼，可能颁布了一套维护奴隶主统治的典章制度，即礼制，构成了《周礼》的原始形态。这套由周公奠定的典章制度，不仅从文字上确立了礼制的历史，而且还从概念上承认了包括交际礼仪在内的礼俗的历史，对后世的交际礼仪影响颇大。
自周代开始，礼仪正式两向分流，礼仪制度成为国礼，而交际礼仪所在的礼俗就逐渐成为家礼。特别是在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分化尤为明显。《管子·牧民》中有“大礼”和“小礼”之说，注释为：“礼之大者在国家章典制度，礼之小者在平民日用居处行习之间。”另一方面，礼制的制定又常从庶民中吸收一些礼仪习俗，即所谓“礼失而求诸野”。故《礼记》有“礼从俗，事从宜”的说法。
正因为这样，在《周礼》（大礼）中仍保存着部分交际礼仪习俗（小礼），且至今还在民间世俗中起作用。比如说关于说话、坐、立、行、出；在老者面前、在父辈友人面前，等等，均有详细的礼仪。比如《礼记》开篇的《曲礼上》云：“《曲礼》曰：毋不敬，俨若思，安定辞，安民哉！”翻译过来，即《曲礼》说：不要不谨慎。态度庄重像有所思虑，说话要安详确定。
这样才能使人幸福啊！这是当时关于交际的说话礼仪。今四川民间交际时对说话也有相应的规矩，如民谚：要想想地说，不要抢抢地说。两者之间，似乎还看得出继承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