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

因此不难看出，《左传》在进行文学叙事之时明显有代人记言的特点，而之所以要代人记言有两大目的：一是使故事情节更为合理，二是为了塑造人物形象。《左传》对“郑伯克段于鄢”的扩写亦是为了交代事件的前因后果，以及塑造姜氏、庄公及共叔段的人物形象。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它们正是小说三大要素中的两个。而《春秋》并不具备这样的要素，因此我们认为《左传》是文学叙事的起点。

《左传》依《春秋》的编年体例，记述了从鲁隐公元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之事，从整体上来看它采用的是顺序的叙事手法。但值得注意的是，《左传》虽以顺叙为主，但并不仅仅局限于使用顺叙，它还采用了倒叙和预叙等手法。

1. 《左传》中的倒叙手法

前文讲到了“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这里采用的即是倒叙手法。前文叙述的是“夏四月，费伯帅师城郎。不书，非公命也”，此时是隐公元年四月。为了把庄公和共叔段的故事交代清楚，作者用了一个“初”字，将叙事时间拉回了“郑武公娶于申，曰武姜”这个时间点，接着叙述了庄公的出生、姜氏的偏爱、母子交恶及兄弟交恶，直到兄弟间交战于鄢地。故事的最后为“五月辛丑，大叔出奔”，此处正好又接上了前文的“夏四月”，保持了整体性的顺叙。

以“初”字起首的倒叙，在《左传》中还有很多，如《隐公·七年》中的“初，戎朝于周，发币于公卿，凡伯弗宾”，《桓公二年》中的“初，晋穆侯之夫人姜氏以条之役生太子，命之曰仇”，《桓公十年》中的“初，虞叔有玉，虞公求旃”等等。此外，《左传》中还有以“往岁”、“于”起首的倒叙。《左传》之所以采用倒叙的手法，往往是为了将故事的前因后果讲清楚，如“郑伯克段于鄢”这个故事在《左传》中的时间点是兄弟交战之时，若不采用倒叙的手法则无法将故事情节讲清楚。

《左传》中的倒叙可视为一种被动性的倒叙，也就是说作者在不得不用到它时才会使用，这与西方早期叙事文学中的倒叙有所不同。在古希腊史诗《奥德赛》中，到达斯刻里亚岛之后的俄底修斯讲述他遇风暴、遇独目巨人、遇风袋、遇女妖、遭雷击等一系列海上经历。这一大段经历跟《左传》中的补充说明性的叙述不同，作者完全可以将之放在俄底修斯到达斯刻里亚岛之前讲述，此处作者采用倒叙的手法，为的是将叙述的权力交给俄底修斯，因此这是一种主动性的倒叙。受此影响，西方较早发展出了广泛使用倒叙手法的小说，而中国古典小说则注重保持框架性的顺序时间结构。

2. 《左传》中的预叙手法

热拉尔·热奈特曾在《叙事话语》中指出：预叙明显地较为罕见，至少在西方叙事文化传统中是这样。但在东方的古典小说中，我们却不难发现预叙手法的使用，如《源氏物语》中第二回的“雨夜品评”，《红楼梦》中第五回的“游太虚幻境”。这种预叙手法，在中国叙事传统中最早可追溯到《左传》中。

《左传》中预叙的方式有很多，如通过童谣预叙、人物语言预叙及人物行为预叙等，但最引人注目的当属梦境预叙及异象预叙。这三种预叙手法都跟传统文化有极深的联系，梦境预叙对应的是人们认为梦与吉凶祸福有关联的心理，异象预叙对应的是天人合一的心理。

《左传》中的梦境预叙主要有象征性和因果性两大类。象征性梦境预叙如《僖公二十八年》中的“晋侯梦与楚子搏，楚子伏己而盬其脑，是以惧”，《宣公三年》中的“郑文公有贱妾曰燕姞，梦天使与己兰”等。因果性梦境预叙如《成公十年》中的“晋侯梦大厉，被发及地，搏膺而踊”“公梦疾为二竖子”等。

《左传》中的异象预叙主要是通过奇异的天象来预叙灾难性事件，如《僖公十六年》中通过“十六年春，陨石于宋五，陨星也”来预叙“齐有乱”，《昭公十年》中通过“有星出于婺女”来预叙“七月戊子，晋君将死”。这种试图借奇异天象解释历史事件的叙事思想，直接影响了司马迁，在《史记·天官书》中司马迁即言：义失者，罚出岁星。岁星赢缩，以其舍命国……五星皆从而聚於一舍，其下之国可以义致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