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80后历史教授仇鹿鸣先生在《上海书评》的督促和鼓励下，出版了一本学术随笔集。

他把新书命名为《读闲书》，因为他从小爱读闲书，在上海话中“闲”和“害”发音相同，这曾使年少时的他产生了困扰。虽然在课业和学业压力中，读闲书这个爱好显得有些灰色，但是他觉得读闲书也远谈不上“有害”。

这本新书或许算不上是“闲书”，因为大部分内容仍是他所研究的专业范围，汇集了他的部分学术随笔和教学心得。但这些随笔读起来毫不费力、饶有趣味。

除了武则天、上官婉儿、太平公主之外的唐代宫廷女性有怎样的一生？唐太宗李治的四个保母与这位公认庸弱的皇帝内心温热的情感是否有些许关联？上官婉儿是否在被*一个月后便获得了平反，这是睿宗、李隆基、太平公主三方势力角力的结果吗？从使用安史年号的墓志中能发现安史之乱怎样的另一面？王伷这一“贰臣”在安史之乱中四易其主，能否改变我们对“忠”的认识？

唐周国夫人姬总持墓志铭

除了根据出土墓志对唐史另辟蹊径的研究外，书中还介绍了仇鹿鸣先生对于从金石学到石刻研究的转型的看法，提出转换视角关注石刻文本背后充满矛盾冲突的政治过程的观点，甚至还包含了读书笔记，对学术事件、社会时政的看法，以及自己对经典教育的态度，河南考察散记和访谈等。

近年来，越来越多地学者着手进行公共性写作、演讲，让学术能更加贴近民众的生活。随之产生的一个问题是：学术思想是否需要出了象牙之塔，走向十字街头？

朱光潜先生在《谈十字街头》中提到“走向十字街头”的两种解释：

“所谓“走向十字街头”有两种解释。从前学士大夫好以清高名贵相尚，所以力求与世绝缘，冥心孤往。但是闭户读书的成就总难免空疏虚伪。近代哲学与文艺都逐渐趋向写实，于是大家都极力提倡与现实生活接触。世传苏格拉底把哲学从天上搬到地下，这是“走向十字街头”的一种意义。

学术思想是天下公物，须得流布人间，以求雅俗共赏。威廉·莫里斯和托尔斯泰所主张的艺术民众化，叔琴先生在《一般》诞生号中所主张的特殊的一般化，爱迪生所谓把哲学从课室图书馆搬到茶寮客座，这是“走向十字街头”的另一意义。”

当下学术方面的各类会议、演讲和出版或许属于第二种“走向十字街头”的方式。

我们再次回到之前的问题，学术思想是否需要走向十字街头？

仇鹿鸣先生的写作或许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解答：或许没有一篇学术论文会以“乔治七世在凯特王妃肚里多呆了十天”这样的八卦新闻开头，没有一篇与上官婉儿没有很大关系的论文会用“复数的上官婉儿”为题，更没有学术论文会在墓志尚未公布之前仅凭借媒体放出的墓志盖对上官婉儿平反的时间进行大胆推测。但这或许就是学术随笔的魅力，可以打破专业限制、超越功利目的。在这种面向大众的写作中，学者有时能获得更大的发挥空间。

上官婉儿画像

它还是学者更好地传递自己的研究、教学观点的窗口，这个窗口让我们看到学者的另一面：他们的人文关怀、价值观和人格魅力。这个窗口让仇鹿鸣先生在学术研究时惋惜盗墓者破坏珍贵的学术资料，也让他有机会在传道授业时高呼：“读经已死，经典教育万岁”。

但事实上其实“象牙之塔”和“十字街头”都各有利弊。

在谈及经典教育时，仇鹿鸣先生写道：

现代学术的基本特质便是其不依附于特定权力与意识形态的独立性，胡适早已说过儒教已死，我们不必再让已死的幽灵飘扬在中国学术的上空。现代大学本质上应该是一个摆脱意识形态束缚的学术中立机构，基于此点，其所教授的必须是儒学而非是儒教，民间可以搞各种读经班，可以穿汉服，但在大学之中，教师的讲授需秉持价值中立的原则，毋以个人好恶为褒贬。

这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学术是需要保持一定的中立性的。用仇鹿鸣先生的话来说，学术界的这种充斥着会议、演讲、出版的“热闹”，“长远来看，对于学术研究的利弊究竟如何，虽很难断言，但作为体制内的受益者，保持适当的自省或许仍有必要”。

作为学术研究者，或许不应终日禁锢在象牙塔中，但也要注意在十字街头应时时回望象牙之塔，保持自身的独立性。

仇鹿鸣先生的父母从小到大都允许他按照自己的意愿发展爱好。“正是这种宽容使我在历次升学表格的特长一栏中都能心安理得地填上一个大大的‘无’字，因为在很多教育制度的设计者眼中‘阅读’从来都不能算是一种特长。正如当下不能变现为论文脚注的阅读，似乎也正在变成一种奢侈。”

基于此，在另一方面，对于读者而言，适时进行一些“不能变现为论文脚注的阅读”，或许对于我们接触公众性的学术知识、开拓视野，大有裨益。

该书是仇鹿鸣先生近年撰写的学术随笔的结集。

文章大致可分为两类：一是围绕作者近年倾力的唐史研究，在严肃的学术著作之外一些有趣现象的探讨；二是作者读书、游学、研究、写作过程中一些经历和感触。

全书虽然以闲谈的形式展开，但仍以深厚的学问功底为依托，可谓“基于学术，高于学术”。

仇鹿鸣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魏晋南北朝隋唐史、石刻文献。近年参与点校本新旧《五代史》和《旧唐书》的修订工作。

1981年生于上海，2000年考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2003年获得提前攻读硕士资格，2005年转入博士阶段学习，2008年获博士学位并留校任教。

曾出版专著《魏晋之际的政治权力与家族网络》；并先后在《历史研究》、《中国史研究》、《文史》、《中华文史论丛》、《国学研究》、《唐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二十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