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到毕节地委下达的处分通知书，我被开除党籍和撤销文教办秘书职务，我便和同时被处分的县委副*李进修一起上北京上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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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1年1月30日我们回到大方，年后我被调到县文化馆创作室，享受单人单间写作，我正好静心下来写点东西。文化馆的同志们没有另眼看待我，我从业余写作变成了专业写作，37元的月工资没有少拿一分。

不久，我又被地区文化局借调去参加文学双月刊《高原》的编辑工作，得与老作家谈志华和名作家陈学书同室工作。陈学书当时已经出版了儿歌集和中篇小说集，在文学界已经有了较高声望。

谈志华呢？原是军队作家，1956年就在当时的《红岩》文学期刊上发表小说《二秀改嫁》，反右时被打成“反革命”，被关了20年的监狱，弄得妻离子散，但他还是兢兢业业地工作。文化局为我和他在地委洪家山招待所包了一个房间，他每天看稿至深夜。为不受我很响的鼾声干扰，他常找一个空房间去加班……

文化局的魏朝真局长、洪延星副局长和邱副局长以及创作室的高承仁主任对我都十分关心。我深感文学艺术界不像官场中那样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和这些人一块工作，感到轻松愉快，还可以从他们身上学到许多文化知识。这才是我的理想去处，于是我潜心写作；后又被派到文化部西南培训中心学习文物知识，成为贵州省文物工作员和省、地群文学会会员；文化界又有自己发表作品的园地，发表作品，本单位还要奖励一份稿费；节假日加班还领加班工资。这些都是我从未享受过的。民语云：“卖狗逞人笑，赚钱人不知”。人家说我在官场中倒楣了，被贬到文化馆去当一般工作人员，我却觉得我是从糠箩跳进米箩，来了个乐不思官，也就不再去追究什么党员和秘书职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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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4年底，我从文化馆调大方县广播站搞专职采编，更是如鱼得水。老朋友郭桂发任广播局长了，站里都是我的老朋友或世侄辈，大家相处得十分和谐。因我年龄较大，全局上下都很尊重我。我们采编组长陈永德（笔名晓碑）是全省出名的幽默大师。工作之余，全组笑声不断，其它组室的人也要到我们办公室来乐一乐。

我们每个人的采编任务月月均翻番完成，稿源丰富，本站因而增加了早、午间新闻节目，还办了周末文学节目。在办好本站节目的同时，我们在地、省和中央各级媒体的发稿量也频频增加。局里为鼓励大家的写作积极性，还分别给有稿件在地区、省和中央级传媒发表者给予50%、100%和200%的稿费奖励。1997年我创下了一年在地区以上的媒体发表文章320多篇（次）的记录，稿酬加奖励收入可观，买了一台黑白电视机。更为可贵的是当年我通过省广播技术职称评审委员会破格晋升为记者，成为毕节地区8个县首次晋升的5名记者之一，工资也随之升级，实现名利双收。

因为在广播电台期间发表的文学作品也不少，1988年3月我又被中国作家协会贵州分会接纳为会员，随后我又加入了贵州省记者协会、写作学会和中国现当代文学学会，还被选为省杂文学会理事，实现了我梦寐以求的作家、记者两大梦想，成为我县第一位拿到国家资格证书的记者和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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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我，报纸有名、广播有音、电视有影，到省里开通讯工作会议时，外地一些通讯员到我们住地“来看看这高致贤是什么样子？到处都看到他发表的东西”。尤其是《世界名人录》等几十种“人物词典”收入了我的人物小传，一本本“词典”邮到办公室，一些“权迷”傻眼了，嫉妒我一下成了个“大名人儿”。于是说：“高致贤被整（指被前述之处分）这一下，还整出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