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欧洲人制造了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这一“创举”，那么在东印度群岛乃至整个印度洋世界则是西方文明嫁接在了东方文明之上。

奴隶贸易是伊斯兰世界的一种传统贸易。早在13世纪，印度就出现了一个奴隶王朝，但有别于这些地方，东印度群岛或者说整个东南亚地区的奴隶制则显示出一种独特性。

早在欧洲人到来之前，东印度群岛便已经是各族商人的云聚之地，独特的地理位置以及多元文明格局的相互作用塑造了东印度群岛所谓的不同类别奴隶制的形成。

这一概念率先由美国人类学家詹姆斯·沃森在其所编的《亚非奴隶制度》一书中提出。沃森发展这个理论主要是为了解决人类学家的争论，一派以研究非洲的学者为首，他们认为奴隶制是一个将局外人纳入亲族群体之中的一个过程；而研究亚洲的学者则认为占主导地位的亲族群体是排他性的而不是包容性的，奴隶制的关键在于他们的非亲属关系和局外人身份。

借鉴英国社会人类学家杰克·古迪提出的“非洲土地相对富足，因此不是财富和权力的主要来源”这一观点，沃森认为“开放型”模式在非洲和东南亚更为普遍，因为那里土地丰富，控制人口是获得财富和权力的主要途径。

据估计，在16-17世纪，东南亚群岛的总人口可能只有800万人，大约每平方公里3.7人。这表明，土地作为财富指标这一传统的东亚模式在群岛内部失效了。土地的富足与人力的稀缺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使得统治者显然不愿意通过*戮浪费宝贵的人力资源。

因此，在东印度群岛，虽然战争频繁发生，但通常不会出现大规模的流血冲突，交战双方都设法保存自己稀缺的人力资源。英国人埃德蒙·斯科特提到1600年代初的万丹时说，“爪哇人非常不愿意打仗，因为奴隶是他们的唯一财产，如果奴隶被*掉那么他们就会一贫如洗。因此，他们更愿意去参加一场盛大的宴会而不是去打仗。”

发动战争的唯一目的只能是掠夺人口而不是土地，因为群岛的地理现实遏制了统治者的这一想法。战争的胜利者会带走所有的财富并奴役整个村庄的村民，而不会将他们屠*。

虽然战俘会在短时间内套上枷锁或者打上烙印，但在几代人之后便会转变为债务奴隶，并最终在社会上自由行走。与世界上其他海洋国家的发展相似，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得一部分港口城市迅速发展起来，亚齐、万丹和望加锡等城市已发展成为香料贸易和对华贸易的大型国际港口。

商业机会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商人，因此在这些城市的快速发展时期总是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对于那些远道而来的外国商人来说，这些城市往往治安不太好，时刻威胁着他们的人身财产安全，最可靠的保障是有一群武装追随者。比如，在16世纪的亚齐，富有的奥朗卡娅（商业贵族）拥有漂亮且坚固的房子，他们还拥有大量的奴隶，既当奴仆又当警卫。

在城市中奴隶既是一种人力资源更是一种财富，这种财富既可以买卖也可以用来炫耀。很难想象一位富有的商人或者贵族会在没有大批随从的情况下独自出去活动，即使是武装警卫也会引来众人的惊叹。

由于自由劳动力市场的缺失，奴隶不但是一种财富，还可以创造财富。在1600年左右，雇佣一名奴隶一天，如果不为其提供食物大概需要花费1000枚铜钱。一些拥有技术的奴隶可以积攒下积蓄，拥有自己的奴隶，甚至还可以养活自己的主人。比如，亚齐的一群葡萄牙奴隶专门为病人放血，从而过上了不错的生活，他们有时还付给别人报酬，让他们去完成国王所命令的劳动任务。

因此，近代早期前往东方的欧洲人常常会被这些城市中的奴隶们所受到的优越待遇感到惊奇。英国航海家威廉·丹皮尔写道，“主人对待奴隶，一般并没有特别苛刻严厉，除了做些苦役外，那些愿意做点其他事情的奴隶可以通过辛勤劳动过上不错的生活。此外，他们的主人还经常借给他们一些钱，鼓励他们做点小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