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认为，二战之后成功转型为发达经济体的国家主要有两个：日本和韩国。尽管按照世界银行人均收入的分类，晋级到高收入乃至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并不少，但从制造业、科技水平和市场化体制等的角度看，能成功转型的经济体确实不多。不过，这两个国家的总人口加起来不足2亿人，虽然日本经济体量在全球曾长期排名第二，但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影响不算太大。

中国与日本、韩国的传统文化颇为相似，通过改革开放已经成功实现从农业大国向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的转型，并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随着人口老龄化加速，以出口和房地产双轮驱动的增长模式已经遇到瓶颈，需要开展第二次转型，即从高度依赖投资向消费主导的增长模式转型，从高度依赖出口向内需主导的模式转型，从高度依赖房地产经济，向制造强国、数字经济方向转型。那么，如何成功实现转型呢？本文就此展开讨论。

中国经济已到二次转型的临界点

如果与国际经济比较，不难发现我国的GDP的贡献中，投资（资本形成）的贡献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两倍，即2008年至今，我国的投资贡献率维持在42%左右，而同期全球平均水平只有21%左右。

随着投资回报率的下降，增加投资实际上就是增加债务。投资主要包括制造业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基建投资。2022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回落近10%，2023年估计还是负增长，尽管回落的幅度可能收窄，但这可能意味着长达20余年的房地产长周期的上行阶段已经结束。

基建投资作为稳投资逆周期政策工具，其总体投资回报率越来越低，如城投平台投入资本回报率(ROIC)的中位数已经从2011年的3.1%降至2020年的1.3%。制造业投资的增长，也与出口和房地产等的景气度相关，因此，投资增速呈现长期回落趋势恐难以避免。再看出口。自1990年以来，我国的出口持续增长，目前早已是全球第一大出口国，而且，2021年我国出口占全球的出口份额超过15%，但2022年下半年至今出口也呈现出回落趋势。出口增速的回落趋势，不仅是因为外需下降或贸易战等原因，主要还是在于国内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从上图中我们发现，日本在1993年出口占全球份额达到9.55%后开始回落，2022年不足3%了，因此，日本出口的回落，并不是因为1985年广场协议之后日元大幅度升值导致的，而是80年代末开始日本劳动力薪酬的大幅上升。因此，各国的出口份额不可能持续上升，经济的崛起都会伴随着劳动力报酬的不断提高，到成为高收入国家后，出口的成本优势会随之消减。如今，中国制造业劳动力的薪酬大约是越南的四倍多，泰国的近三倍，故很难阻止低端制造业的外迁。2010年后，纺织品、家具、电机、电信设备成为东南亚国家增长最快的出口品类。中国纺织品及原料出口金额相对印尼、泰国、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巴西的占比由2013年的70%下降至2019年的66%。实际上我国经济面临二次转型的紧迫性大于其他国家，原因是“未富先老”，而日本、韩国和其他西方发达经济体，它们过去都是“未老先富”。2022年，我国总人口出现负增长，同时也进入了加速老龄化阶段，即老龄化的速率快于发达国家。

例如202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占比已达14.2%，正式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德国老龄人口占比在1972年到达14%，36年后（2008年）再次突破20%，进入超老龄化阶段。日本从深度老龄化社会过渡到超老龄化社会（1994年-2006年），用时12年。这意味着，过去的人口红利优势和吃苦耐劳的文化优势都难以抵御劳动力数量快速下降的负效应。

日本、韩国的二次转型之惑

尽管二战之后成为高收入经济体的国家和地区不少，但公认的成功转型制造业强国和发达经济体的国家只有两个：日本和韩国。中国作为后发国家，也一直在学习日韩的经验。但是，日本自90年代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经济便出现停滞现象，工业增加值在全球的占比大幅回落。韩国虽然没有大幅回落，但在过去20年里并没有上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