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病学说是祖国医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我国古代医学家在同外感热病作斗争的临床实践中，经过千百年的漫长历程，无数人的不断努力，才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其形成和发展过程，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
一、《黄帝内经》和《难经》对温病的认识
《黄帝内经》大约成书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古典医学巨著，其中已有关于温病的记载。如《素问●生气通天论》说:“冬伤于寒，春必温病。”“因于暑，汗，烦则喘喝，静则多言。”《素问●热论》说:“凡病伤寒而成温者，先夏至日为病温，后夏至日为病暑。”《素问●六元正纪大论》说:“气乃大温， 草木乃荣，民乃疠，温病乃作。”《素问●刺志论》说:“气虚身热，得之伤暑。”和《内经》同时代而稍晚的古典医籍《难经》中，也有关于温病的记载。如《难经●五十八难》说:“伤寒有五，有中风、有伤寒、有湿温、有热病、有温病。”从《黄帝内经》和《难经》的记载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对温病的病因、病机、临床表现及某些病名已有所认识，但对其辨证论治，却还没有专门论述。
二、《伤寒杂病论》对温病的认识
《伤寒杂病论》是东汉末年张机(字仲景，南阳郡涅阳人，约生于公元150~219年间)的著作。它是我国现存较早的一部重要临床医学著作。由于当时战乱频发，原书已佚，经后世医学家整理、编次而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部书刊行于世。在这两部书中，也有关于温病的记载。如《伤寒论》说:“太阳病，发热而渴，不恶寒者，为温病。”《金匮要略方论●痉湿喝病脉证第二》说:“ 太阳中热者，喝是也。汗出恶寒，身热而渴，白虎加人参汤主之。”《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中一些方剂如麻杏石甘汤、白虎汤、三承气汤、白头翁汤等，亦被后世治疗温病所广泛采用，对温病治疗上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在这两部书中，对温病的辨证论治，毕竟还没有做出系统的论述。因为《伤寒论》是论述外感病的第一部专著，对后世影响极大，所以一些医学家认为，《伤寒论》中也概括了温病学的内容，在温病的治疗，上，也承袭《伤寒论》的方法。这样，就束缚了温病学说的发展，使温病学说在很长的历史时期内，不能脱离《伤寒论》的框框而独自形成体系。
三、晋、唐时期对温病的认识
1.晋代王熙(叔和) 王叔和在《伤寒论序例》中把温病分为两种。他认为，一种温病是冬时感寒藏于肌肤，至春为温病，至夏为暑病。这种寒邪内伏，至春、夏自内外发而成伏气温病的观点，对《内经》“冬伤于寒，春必温病”的说法作了进一步说明;另一种温病是病中更感异气，转为温病。此外，王叔和又首创“时行”之说。他说:“凡时行者，春时应暧而反大寒，夏时应大热而反大凉，秋时应凉而反大热，冬时应寒而反大温，此非其时而有其气，是以一岁之中，长幼之病，每相似者，此则时行之气也。”他的这种说法，对后世关于疫病的认识有一定的影响。
2.隋代巢元方巢元方在 《诸病源候论》中把温病分为三十四候，对其病因、病机均有论述，并指出了温病有“转相染易”的流行特点。这些论述对后世温病学家有一定启发。
3.唐代孙思邈和王焘唐代孙思邈所著的 《备急千金要方》和王焘所著的《外台秘要》两部书，是祖国医学典籍中继《伤寒杂病论》之后较为重要的临床医学著作。在这两部书中，收载了一些治疗温病的方剂。如《备急千金要方》用葳蕤汤以滋阴解表，对后世颇有启发。《外台秘要》中的太乙流金散烧烟熏辟温气，黑膏方治疗温毒发斑等，对后世预防与治疗温病都有一定启示。晋、唐时期对温病的认识及某些治疗方法，散见于一些医学家的著作之中，这一时期温病学的发展是缓慢的。
四、金、元时期对温病的认识
金、元时期，由于连年战乱，劳动人民生活极端艰苦，疾病广泛流行，这种状况，对医学的发展提出了迫切的要求。此时，--些医学家提出了“古方新病不相能”的主张，打破了自晋、唐以来医学界泥古守旧的局面，推动了祖国医学的发展。这一时期，对温病学有所创见的主要有刘完素、王履等人。
1.金代刘完素刘完素，字守真，因生于河间府，后世称之为刘河间，约生于公元1110年间，著有《素问玄机原病式》、《素问病机气宜保命集》、《伤寒直格》等书。他根据当时热性病流行的情况，总结治疗经验，提出“六气皆从火化”的观点，对火热致病的病机进行了深人的分析，提出了以寒凉药治疗热性病的见解，并运用双解散、凉膈散、天水散(六一散)、黄连解毒汤等方剂治疗热病，发展了祖国医学对温病的认识。这是温病学在理论上和实践上向前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为温病学说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2.元代王履 王履，字安道，江苏昆山县人，约生于公元1332~ 1391年间，著有《医经溯洄集》一书。他在书中明确地指出了温病与伤寒之不同。他说:“ 伤寒即发于天令寒冷之时，而寒邪在表，闭其腠理，故非辛温之剂，不足以散之。...温病、热病后发于天令暄热之时，....无寒在表，故非辛凉或苦寒或酸苦之剂不足以解之”。从刘完素、王履的著作中可以看出，金、元时期对温病的病因、病机及治疗均已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但此时用药尚未能完全摆脱辛温发散的框框，如:双解散中仍用麻黄、防风、苍术等药，而且温病学说也还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
五、明、清时期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
明、清两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没落时期，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非常尖锐。统治阶级对广大劳动人民进行着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劳动人民生活异常贫困，造成了疫病的频繁流行。这就迫使一些医学家寻求相应的治疗方法，使温病学说在广泛的临床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温病学著作不断出现，理论渐趋完善，终于摆脱了《伤寒论》的束缚而形成独立的体系。
1.明代汪机的“新感温病”说汪机， 字省之，安徽祁门人，世居祁门之石山，人亦称之为汪石山，生于公元1463~1539年间。在汪石山以前，对于温病的发病，都依据《内经》“冬伤于寒，春必温病”之说而局限于“伏气温病”的范畴。汪氏首先提出“新感温病”的观点，他说:“有不因冬月伤寒而病温者，此特春温之气，可名日春温，如冬之伤寒，秋之伤湿，夏之中暑相同，此新感之温病也。”他这种对温病发病的认识，对温病学说完整体系的形成有很大贡献。
2.明代吴有性的“戾气”说吴有性， 字又可，明末江苏姑苏人，崇祯辛巳年(1641 年)瘟疫大流行，遍及浙江、江苏、山东、河北等省。吴又可在大量临床实践中深入研究当时瘟疫流行的特点，总结治疗经验，著成《瘟疫论》一书。
吴又可反对王叔和提出的疫病发生原因是“非其时而有其气”的说法。他认为:“瘟疫之为病，非风、非寒、非暑、非湿，乃天地之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他称这种异气为“戾气”。他还指出了瘟疫的传变途径是“自口鼻而人”，这种观点，突破了外邪伤人皆从皮毛而人的旧框框。他还论述了瘟疫的传变及治疗问题，组创了方剂达原饮，给瘟疫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途径。《瘟疫论》是一部出现较早的温病学专著。
3. 清代叶桂的“卫气营血辨证” 叶桂，字香岩，号天士，苏州人，生于公元1666~1746年间。叶氏勤奋好学，虚心求师，十年之内先后从十七位老师学医。他一生从事临床实践，很少著述。现所能见到的叶氏关于温病的论述，据说乃叶氏晚年游洞庭湖时，其门人顾景文随于舟中，手录叶氏口授而成章。现所传本出于华岫云、唐大烈二人。唐氏将其收于《吴医汇讲》，并对原文某些字句作了改动，名为《温证论治》。章楠(虚谷)从唐本又将其编入《医门棒喝》，名之为《叶氏温病论》，并对原文作了注释。华氏将其载人《临证指南》，名为:《叶天土温热论》。王世雄又从华本将此篇收于《温热经纬》中，改题篇名为《叶香岩外感温热篇》、《叶香岩三时伏气外感篇》两部分，除选录章虚谷等人注释外，王氏本人也加人按语。
叶天土关于温病的论述，篇幅虽然不多，但言简意赅，既精且深，为温病学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辨证论治的纲领，是温病学的重要文献。其主要贡献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
(1)明确地指出了温病发生、发展的机理及各个不同阶段的治疗原则。
(2)创立“卫气营血辨证”，标明了温病由浅入深的传变层次，明确地指出了温病的辨证论治规律。
(3)在温病的诊断上，总结前人经验，并大有发展，对望舌、验齿、辨斑疹、白痦作了详细说明，为临床诊断提供了重要依据。
叶天士卫气营血辨证的创立，把温病学提高到--个崭新的阶段，使温病学说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体系，对后世温病学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
4.清代杨璿的《伤寒温疫条辨》杨璿， 字玉衡，又名栗山，四川成都人，生于公元1705年。他对伤寒及温病进行了多年的研究，颇为推崇刘完素和吴又可的见解。他继承前人经验，但又不拘泥于前人之说，而能有所发展。他结合自己丰富的实践经验，著成《伤寒温疫条辨》一书。在书中，杨氏详细剖析了伤寒与温病病因、病机及治疗方法的不同。他指出，温病之所由来，是因“杂气由口鼻人三焦，怫郁内炽”。对于温病的治法，他指出:“若用辛温解表，是为抱薪投火，轻者必重，重者必死。惟用辛凉苦寒，如升降、双解之剂，以开导其里热，里热除而表证自解。”在具体处方用药上，他创立了治疗温病的十五方，其中“轻则清之”八方，“重则泻之”六方，而以升降散为其总方。升降散由白僵蚕、蝉蜕、姜黄、大黄组成，有宣透风热，清解热毒之功，其余十四个方剂，皆以升降散中药物为主而随证化裁。这十五个方剂，对于治疗温病有较高的实用价值，颇为后世一-些医家所推崇，《伤寒温疫条辨》亦是温病学的宝贵文献之一。
5.清代昊瑭的“三焦辨证”吴瑭， 字鞠通，江苏淮阴人，生于公元1736~1820年间。他一生经历了多次瘟疫的流行，亲人亦有死于温病者，这就激励了他发愤钻研医学。他看到了吴又可的《温疫论》，认为他“议论宏阔，实有发前人所未发”，然而“细察其法，亦不免支离驳杂，大抵功过两不相掩，盖用心良苦，而学术未精也”。于是他“又遍考晋、唐以来诸贤议论”，认为“非不珠璧琳琅，求一美备者，盖不可得”。他对叶天士评价很高，认为他“持论平和，立法精细”，但又指出叶氏也有不足之处:“叶氏吴人， 所治多南方证，又立论甚简，但有医案散见于杂证之中，人多忽之而不深究。”于是吴鞠通下定决心写一部温病学专书。他经过多年努力，“历取诸贤精妙，考之《内经》，参以心得”，采取《伤寒论》以条文分证的形式，著成《温病条辨》一书，并于条文之后自加分注，以方、药附于证后，这是一部系统的温病学专著。其主要贡献可归纳为三个方面:
(1)提出了“三焦辨证”，它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论述了风温、湿温、温疫等九种温病的证治，对后世有很大指导意义。
(2)提出“治上焦如羽，非轻不举”，“治中焦如衡，非平不安”，“治下焦如权，非重不沉”，作为三焦温病的治疗原则,为临床处方用药提供了理论依据和规范。
(3)吸取前人经验，归纳出清络、清营、育阴等各种治疗法则，创立了银翘散、桑菊饮、清营汤、大定风珠等方剂，使温病学说在理、法、方、药各方面更加系统和完善。
《温病条辨》是一部理、法、方、药系统完整的温病学专书，有很高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为近代温病学者所推崇。但它以三焦为纲，病名为目，把卫气营血辨证穿插到三焦辨证之中，这就使其眉目不清，纷繁复杂，给初学者带来阅读上的困难，是其美中不足之处。
6.清代其他温病学家及其著作清代除 了叶天士、杨栗山、吴鞠通之外，还有许多医学家在温病学方面有所著述，其中较为突出的如陈平伯(祖恭)的《外感温病篇》，薛雪(字生白，自号一瓢)的《湿热病篇》，余霖(师愚)的《疫疹-得》，雷丰(少逸)的《时病论》等著作，都从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了温病学说的内容，使温病学说日臻完善，自成体系，有效地指导着温病的辨证论治。
在清代的温病学著作中，特别应当提出的还有王世雄的《温热经纬》一书。王世雄，字孟英，钱塘人，生于公元1809~1890年间。他一生勤奋地研究医学，特别在温病学方面，造诣很高，著有《温热经纬》一书。是书以《黄帝内经》、《伤寒论》、《 金匮要略》中有关温病的论述为经，以叶天士、陈平伯、薛生白、余师愚诸家的温病学著作为纬，附以后世温病学家的注释，并结合自已的体会加以按语，对其是非曲直详加评析，是一部优秀的温病学文献汇编。
从以上简述中可以看出，祖国医学温病学说是经过无数人的努力，在漫长的历史时期内，在同急性热病作斗争的大量临床实践中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选自《温病纵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