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雍

有一首小诗，据说出自邵雍（1012-1077），题名“山村”，读起来朗朗上口，饶有趣味：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

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

诗作巧妙地嵌入十个数字，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一幅春意盎然、恬淡宁静的山乡图景。诗史上有很多文字游戏之作，比如藏头诗、宝塔诗、数字诗，而唯独这首《山村》，超乎其类，流传极广，“一去二三里”成为无数人的童年记忆，乃至现在的小学语文课本仍有选录。那么这首题为《山村》的小诗，到底是不是邵雍的作品？其实，诗题就值得我们注意，有的版本题《山村》，有的又题《山村咏怀》，还有的无题，这种诗题的随意性也说明此诗缺乏信实可靠的文本来源。

带着这个疑问，我们翻检了邵雍几个版本的《伊川击壤集》。《伊川击壤集》现存多个版本，《道藏》太玄部所收相对完整，中华书局曾据此校点整理了这部诗集；另外《全宋诗》第七册的邵雍部分以明初刻本为底本，参校了元、明诸刻及《四库全书》本，也较为精审。这两个本子，笔者都曾逐页翻检，未见小诗踪影。1975年江西省星子县南宋陶桂一（南宋景定二年正月十六日卒）墓中出土了《邵尧夫先生诗全集》和蔡弼重编的《重刊邵尧夫击壤集》。这两个本子与通行本在卷次、诗作数量和诗歌内容上有些差别，可补二十几首逸诗，有重要的文献价值。但笔者翻检此本，也未见这首小诗。而我们从内容上仔细揣摩，《山村》似乎也不大像邵雍的作品。

这首诗依序嵌入十个数字，而全诗不过二十字，整整占了一半。粗粗看来，十个数字加上炊烟、村舍、亭台、花等四个意象，勾勒出一幅春意浓浓、岁月静好的山村图景，但仔细琢磨，似情理不通：烟村四五家，何以亭台就有六七座？而花亦怎能只有八九十来枝？这不过是为了押韵和嵌入数字而“制造”出来的，与现实生活场景并不相符。虽然有所谓“诗不达诂”，但艺术真实也要以生活真实为基础，而我们在解释这首诗的时候，往往含糊其辞，不明就里。

邵雍集中有很多与春天有关的诗作，如《新春吟》《暮春吟》《芳菲吟》，这些作品大都表现淡泊放达的道家情怀。邵雍与周敦颐、张载、二程号称“北宋五子”，是隐于市的大隐，并非隐于野的离群索居之辈，其《共城十吟》小序谓：“予家有园数十亩，皆桃李梨杏之类，在卫之西郊。自始经营十余载矣，未尝熟观花之开，……至今年春，始偶花之繁茂，复悼身之穷处，故有《春郊诗》一什。”邵雍定居洛阳后，王宣徽、富弼、司马光等先后为其置地、构屋，自命其园居为“安乐窝”，名重一时。邵雍自己的田园就有数十亩，且经营数十载未尝熟观园子里的花，很难想象他会“一去二三里”到山里去看四五户人家。而从这首诗作的流传来看，它很可能是一首伪托邵雍的民间作品。

通过海量的文献检索，我们发现“一去二三里”这首小诗较早出现在清代俗曲家华广生在嘉庆、道光年间编纂的俗曲总集《白雪遗音》中。再往前推，甚至明代文献也未见此诗，可见其出现是相当晚近的事情。《白雪遗音》嘉庆九年（1804）编订，道光八年（1828）由玉庆堂刊刻，全书二十二万字，分四卷，所收曲词大多採摭于民间单弦角鼓，时调弹词，内容多为街衢里巷的情歌与兴怀之作。其中有一篇《艾叶重发》，化用了这首小诗：

艾叶重发，草木萌芽。闲来无事到故友家，一同到望江楼上去饮茶。走过一去二三里，又过烟村四五家，瞧见亭台六七座，又看八九十枝花。……我看此地好风景，想必就是故友家。故友一见往里拉，拉过草团坐下，童儿倒过一杯茶。茶罢抬头四下观，粉壁墙上一轴画，画的是渭水河边姜子牙。

看来清中叶这首小诗已经在民间流传，当属于街衢里巷的兴怀之作，但如大多数说唱文学一样，无从查考它的确切作者和创作时间。此后，“一去二三里”这首小诗仍时见于各种说唱曲词，而至清末，这首小诗用于儿童习字描红的记载逐渐增多。晚清经学家王闿运（1833-1916）在其《湘绮楼全集·笺启》卷三致李黻堂的信里曾提到：“吾两人只看旧书，几叶诗曰‘山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 又曰‘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小时写影本，不觉其佳，今乃为斯，言之有味也。” 时至民国，儿童习字仍用这首小诗。1940年《进修》第二卷第七期登过一封读者来信，信里问到：“从前小学生初习字的印格，多用‘上、大、人’或‘一去二三里’等笔划较少的文句拿来应用；现在应当合于抗战方面，不知用何种材料，才能合战时需要？请导师指示。”从这封信的口吻看，小学生书法描红用“一去二三里”当是流传极广的旧传统。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出生的人，如上过私塾，习过毛笔，大都有这个印象。当时据此编排的笑话还能登上报纸，1939年《艺海周刊》第六期就登过这样一则：

“一去二三里，烟村四五家，亭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初学把笔塾师，辄书此二十字俾作仿影，迄未察其何人所做也。某村有田舍翁，数家共延一师，设塾庙中，遣子就学，而各家均悭吝束脩，不以时给，先生苦之，乃改前诗云：“一去二三里，东翁四五家，学钱六七百，八九十回拿。”令学生续写，东翁见而大惭，竟夺先生馆。

东家见塾师表达不满，没有自省改正，反而“竟夺先生馆”，聊聊几句把吝啬刻薄的田舍翁刻画得淋漓尽致。这种“段子”当时应有不少，能登上报纸的当是滑稽而富有深意的少数。再如1948年《沪西》报登过这样一则《妙喻》：

一去二三里，烟馆四五家。

茶楼六七座，八九十辆车。

小诗用同样的数字结构，把解放前上海的市井风貌刻画得相当生动。总体来看，晚清以来，凡提到这首习字描红用的小诗，大都没有明确作者是谁，也无从明确作者，正如上引《艺海周刊》的笑话也说“迄未察其何人所做也”。

但是，不知从何时何地，又起于何人，这首诗在语文教材和各种媒体上，都被冠以邵雍的名字。也许这是一种良好的愿望，一首好诗总要有一个作者，而如此巧妙的数字组合，唯精通易学、深研数术的邵雍足以当之。邵雍诗作不刻意求工，疏于格律，但理趣深远，这首小诗乍一体会，也颇有韵味，托名邵雍似也在情理之中。邵雍、邵康节，几乎成为一个符号，在民间广为托指，《梅花易数》就是托名邵康节而影响最大的伪作。岂不知，邵雍自己曾明确说明：“若天命已知之矣，世俗所谓之命则不知也”，临终的时候拒绝张载为其推世俗之命。邵雍若有在天之灵，见到《梅花易数》不知作何想，而对于小诗《山村》“一去二三里”，大概只能哂如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