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从外貌、气质还是从思想、性格上来看，黛玉总体上是超凡脱俗、潇洒飘逸的，体现的是感性、浪漫、艺术以及叛逆的特点；而宝钗总体上是雍容华贵、安分随时的，体现的是理性、现实、世俗以及功利的特点。而且，这两种彼此相对、相映成趣的女性美的特点，不光是黛玉、宝钗各自代表的女性美的特点，其实也是传统的中国人共有的两种普遍的思想及性格特点。王昆仑先生曾经在其《红楼梦人物论》一书中，对这两种相对的性格类型有过如下论述：“宝钗在做人，黛玉在作诗；宝钗在解决婚姻，黛玉在进行恋爱；宝钗把握现实，黛玉沉湎于意境；宝钗有计划的适应社会的法则，黛玉任自然的表现自己的性灵；宝钗代表当时一般家庭妇女的理智，黛玉代表当时闺阁中知识分子的感情。”①两种不同的性格类型各有其天然的合理性，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审美情趣和价值取向，在读者中也各有一批追捧者，以至于还出现了“拥黛派”与“拥钗派”之争。有争论其实也不是什么奇怪的事情，只不过用不着“一言不合，遂相龃龉，几挥老拳”，而应该像王昆仑先生所倡导的那样：“注重现实生活的人们，你们去喜欢薛宝钗吧！倾向性灵生活的人们，你们去爱慕林黛玉吧！”②

正是由于黛玉和宝钗具有鲜明而独特的个性，因而作者描绘其容貌、体态的方式便不大一样，由此赋予了她们各自不同的审美特征。描绘黛玉，大致用的是一种比较空灵、朦胧的写意笔法：“两弯似蹙非蹙笼烟眉，一双似喜非喜含情目。态生两靥之愁，娇袭一身之病。泪光点点，娇喘微微。闲静时如姣花照水，行动处若弱柳扶风。心较比干多一窍，病如西子胜三分”，从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诗意美。而描绘宝钗，大致用的是一种具体、逼真的写实笔法：“头上挽着漆黑油光的纂儿，蜜合色棉袄，玫瑰紫二色金银鼠比肩褂，葱黄绫面裙，一色半新不旧，看去不觉奢华。唇不点而红，眉不画而翠，脸若银盆，眼如水杏”，从中体现出来的是一种世俗美。黛玉的前世是神话故事中的绛珠仙子，既然出身为神仙，那她的美就不是可以用人世间的语言来形容的，只能是雾里看花朦朦胧胧，让读者尽力去想象。她那动人心魄、无法形容的娇美姿容，以及其具有西施般的清瘦、病态之美，使她显出一种迷离、梦幻般的气质。宝钗不像黛玉那样来自于神话世界，而是一出场就身处现实的大地上，因而性格中缺乏仙性的文化基因，却天然具有世俗文化的基本特质。她是人世间的极品，肌骨晶莹，鲜艳妩媚，有血有肉，似乎一伸手就可以触摸到，因而她的美是能够被读者准确把握的。

一般说来，一个人的气质、性格的形成，总是离不开其生活的社会和家庭环境的深刻影响。黛玉和宝钗的形象之所以光彩夺目、真实可信，是因为作者不光赋予了她们独特的性格特点，同时还交代了促使她们的个性所产生的环境背景。黛玉出身于书香门第，自小受到诗词歌赋的熏陶，而她又冰雪聪明，有着过人的艺术天赋，于是便有了诗人般浪漫的气质。但黛玉家庭人丁不旺，加之母亲早逝，身边又无其他兄弟姐妹，使她自小就生活在一个冷清的环境中，没有过多的人际交往，这样便造就了她清高自许、孤僻自尊的性格。寄身贾府之后，黛玉可以接触的人自然是增多了，但是封建大家庭生活与供养的格局，让她只能在一堆丫鬟的簇拥下度日，缺少应有的天伦之乐。因而，她的孤独感、受挫感比以前更强烈了，性格中敏感多疑、尖酸刻薄的特点也更加突出。但黛玉的气质和性格中也有光鲜亮丽的一面，那就是她的纯真率性、超凡脱俗，她所具有的诗人般的浪漫才情和潇洒飘逸，从而使她的形象体现出女性美的一种极致。

而宝钗呢，她所在的家庭世代是皇商，商人之家应该十分重视利益，尤其注意良好的人际交往，自然有时也免不了权衡算计。所以宝钗的性格特点是注重功利、讲求实际，善于处理自己与各方面的关系，同时又具有家务管理方面的能力，考虑问题十分周全。她是封建社会的一个标准的淑女，一切都从是否合乎礼教出发，专心于针黹家计等事，从来不做越轨的事情，包括对自己的婚姻也是如此。

同样都是寄身贾府，但黛玉和宝钗的境况与感受完全不同。黛玉这种才华卓越、心性高洁的女子，来到贾府这样一个污浊之地，无疑如一块美玉掉进了泥沼之中，一切都让她感到不适应。不光是由于父母早亡，身边缺少了亲情的关怀和温暖，更多的是因为这里充满了阴谋和罪恶，她不愿与其同流合污，但又无法抽身而走或与其隔绝。心中淤积的愁闷、凄凉和悲伤，她无处言说，只好倾注到那一首首如泣如诉的诗词中。在这种与自己性情格格不入的环境里，唯一能让她感到欣慰的，大概只有宝玉对她的爱情。而爱情一旦毁灭，她的生命也就随之结束了，所谓“质本洁来还洁去”，便是她精神追求的写照。

而宝钗却不是这样，她没有寄人篱下、孤独寂寞的感受。这其中自然是因为她没有黛玉那样悲惨的身世，一家人都环绕在她身边，但更多的是因为她安分随时、知足常乐，对生活和人生都有积极的理解，并没有超越现实的希望和追求。因而宝钗在贾府这样的环境中，并不像黛玉那样格格不入、处处受困，反而是如鱼得水、游刃有余，上至贾母下至丫鬟，她似乎都能轻松自若地搞定，连赵姨娘这样多事的人对她都有好感。

父母双亡的家庭变故与寄人篱下的人生经历，造就了黛玉“喜散不喜聚”的孤僻性格。在贾府中生活的十多年里，虽然周围也聚集了不少姑娘、丫鬟和婆子，还有给她带来爱情的知己宝玉，但总体上来说，黛玉的心灵仍然是孤独寂寞的。这种特殊的生活环境，在让她精神上遗世孑立、鹤立鸡群的同时，也给她带来了无尽的感伤和凄凉，强化了她清高自许、目下无尘的个性。与具有极好人缘的宝钗相比，黛玉的朋友是很少的，由于少有可供交流倾心的朋友，她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封闭状态。在她丰富、复杂的性格中，最突出的便是所谓的“小性儿”，比如敏感多疑、遇事挑剔、说话尖酸等。她像一只受惊的小兔子，总是敏感地注视着四周，唯恐别人对她产生歧视和轻蔑，因而时不时用尖酸、刻薄的语言，回击别人有意无意的伤害。一方面，强烈的自尊心让她对外界十分敏感，比如她对周瑞家的送宫花的质疑，便是对是否被平等对待的强烈的反映。她愤世嫉俗，不愿随波逐流，有着太多的自尊，但她的自尊却常常受到伤害。于是她骂过园中的老妈子，嗔怪过湘云，讥刺过宝钗，更多的是拿宝玉出气。而另一方面，她的“小性儿”又表现出一些高贵的品质，比如她与宝玉之间发生的那些矛盾，乍一看似乎有些无理取闹，仔细揣摩又发现，这恰恰反映出她对爱情的专一。

黛玉追求个性的自由和诗意的人生，从而使她也具有了诗人的气质。由于性情孤僻，同时也由于追求精神的自由，她总是把自己限制在一个很小的天地里，不去主动适应身边的环境。她鄙视封建大家庭人际关系的虚伪、庸俗，只按照自己率真的天性立身行事，没想到过在人际关系方面有所作为。因而她整日只知道以书为伴，在诗国中畅游，以诗人的浪漫情怀来对待生活，毫不遮掩自己的真情实感，没有任何城府和心机，作诗成为她最重要的生活方式。她是那样地多愁善感，当她孤身一人咀嚼着寂寥的时光时，无论是花开花落还是风雨交加，一切都会引起她丰富的联想和感悟。她又是那样地纯真可爱，当她想到落花会被污染时，她怀着悲春惜花之情，将地上的花瓣收拾进锦囊，专门葬到了花冢里。黛玉敏感、细腻的性格，使她善于观察、富于联想，她或触景生情，或沉思感怀，或读史低吟，或感叹身世，她的诗具有很强的感染力和渗透力，展示出她丰富而美丽的内心世界，动人心魄、令人唏嘘。

高洁的人格是黛玉性格的另一个特点。她不仅有蔑视封建礼教的勇气，也有鄙夷权贵的傲骨。最典型的例子是在第十六回，宝玉将北静王所赠鹡鸰香串转赠黛玉，一般人听到这东西的来历时，可能会两眼发亮，乃至受宠若惊。然而黛玉却不屑地说：“什么臭男人拿过的！我不要他。”与此相应的是，她也从不去规劝宝玉走仕途之路，与官僚交往以积累人脉资源。作者在黛玉形象的塑造上，表现出了理想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倾向和色彩，她的高洁与雅致、超凡与脱俗，使她成为女性之美的一种极致。

与黛玉潇洒飘逸、超尘脱俗的个性相对应，宝钗性格上最突出的特点是端庄稳重、随分安时。她受儒家思想文化浸润很深，举手投足、一笑一颦都十分符合礼教的要求，是一个标准的大家闺秀的形象。与黛玉常常率性而为相反，宝钗面对任何事都能表现出十足的理性，最初的她自然也是个活泼多情的少女，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认识的改变，理性逐渐在思想上占据了主导地位。在“兰言解疑癖”一回里，宝钗给黛玉讲自己从小“也是个淘气的”，“也够个人缠的”，“都怕看正经书”等等，后来经过封建礼教的严格规范，“才丢开了”那些“杂书”，同时摒弃了“杂书”给心灵带来的影响，把自己锻造成一个严守女德的封建淑女。她善于隐藏自己的内心，言谈举止总是那样从礼合节，从不显得高调、张扬，遇到伤害也从来都是忍字当头，从来不和人辩论，与人言谈也从来不逞口舌之快。

宝钗有一种积极入世的态度，身上体现着一种道义感和责任意识。她既有“达则兼济天下”的胸怀和才干，又有“穷则独善其身”的心态和能力，进退有据而高低有时。她自幼经历了丧父的打击，寡母面对家务力不从心，而哥哥薛蟠又不成器，于是她以一个未出阁的姑娘身份，主动担负起诸多的家庭事务，成为家中的顶梁柱，也成为薛姨妈唯一的精神依靠。虽然外边的生意还轮不上她去经营，但她做事常常以家族利益为先，这样自然就需要她作出一些牺牲，甚至包括自己的婚姻。她内心其实并不满意家长包办的婚姻，但是为了家族的未来，她仍然还是顺从了命运的安排。她本来是贾府的亲戚，作为局外人和旁观者，她可以完全不参与贾府的日常事务，但她又是个有心人、热心者，对府中的一些事常常予以关注，因而她了解的情况往往比别人更多，关键时刻也会提出处理问题的建议。协助李纨、探春理家时，她考虑的问题不光是由谁来承包，还想到让那些做着最累的活却收入最少的人也得到补贴，从而让大观园的改革体现出人文关怀的色彩。

藏愚守拙、处事低调，明哲保身、与世无争，是宝钗性格中的另一个重要的特点。第八回宝玉和宝钗“比通灵”时，书中对宝钗的评价是：“罕言寡语，人谓藏愚；安分随时，自云守拙。”第五十五回凤姐与平儿议论家事时，王熙凤对宝钗的评价是：“不干己事不张口，一问摇头三不知”。贾府是一个多种矛盾纵横交织的地方，王熙凤作为大管家，去向宝钗“讨教”家务方面的事，宝钗不是不懂得家务管理，而是她觉得自己不便去发表什么意见，因而最好的反应自然是回避。但是，如果贾府的事务真正需要她提出看法，她其实也是很有主张的，并非一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凤姐小产后，王夫人命宝钗与李纨、探春一起代管家务，为了辅助探春顺利推动大观园改革，并减少改革所引起的震动，宝钗前后两次发表自己的意见，一方面说明大观园改革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提出平衡各方利益的策略。可见宝钗是否开口说话，其实是根据具体情况行事，并非任何时候都摆出一副局外人的态度。

宝钗世事洞明，熟谙人情世故，同时性情豁达、待人平和，因而在贾府中具有很好的人缘，应该说她是处理人际关系的高手。贾府是一个派系复杂、矛盾重重的大家族，这样一个地方，对于孤僻高洁的黛玉来说是一个十分险恶的环境，但对于善于处理人际关系的宝钗来说，却是她显示自己个性和本领的舞台，她能够和各方面都保持一种合宜得体的关系。与黛玉张扬外露、落落寡合的性格相比，宝钗待人和善、豁达大度，总是深深掩饰自己的喜怒哀乐，待人接物常常抱着一种不疏不亲、不远不近的态度，因而得到了贾府上下各色人等的称赞。贾母夸她是“稳重和平”；从不称赞别人的赵姨娘，也说她“又展样，又大方”，就连那些小丫头们，也喜欢和她亲近。她始终保持着儒家倡导的“温良恭俭让”的美德，从来不会给人以难堪，即使遇到黛玉的讥刺以至“找茬”，她也总是能避其锋芒而不与计较。同时，她对香菱的安慰庇护，对湘云的慷慨帮助，对岫烟的体贴入微，还有对黛玉的循循善诱，都说明她在冷艳的外表下其实有一副热心肠，也说明她十分善于处理各方面的关系。反观黛玉，恰恰在这方面存在很大的欠缺，因而给人留下了善使小性、言辞尖刻、难以亲近的印象，她无形中将自己孤立了起来。

一些研究者认为，宝钗善于察言观色、投人所好，尤其喜欢走上层路线，因而世故圆滑、虚伪阴险，等等。比如，第二十二回，贾母张罗着给宝钗过生日，“点戏时，贾母一定先叫宝钗点。宝钗推让一遍，无法，只得点了一折《西游记》。贾母自是欢喜”。“至上酒席时，贾母又命宝钗点。宝钗点了一出《鲁智深醉闹五台山》。”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宝钗尊重长者、善解人意的表现，然而批评者却说她点这些戏，完全是为了拍贾母的马屁，骗取贾母对自己的好感，她自己并非就真的爱看这些戏。这样看待宝钗可真是鸡蛋里挑骨头，试想贾母领衔给宝钗过生日，作为亲戚又作为晚辈，宝钗点戏岂能不顾及贾母的感受，而径直去点自己喜欢的戏？同一回，元妃从宫里送出来一个灯谜，宝钗一看，“并无甚新奇，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故意寻思，其实一见就猜着了。”批评者便又认为，既然宝钗觉得“并无甚新奇”，“其实一见就猜着了”，她还要违心地“口中少不得称赞，只说难猜”，这难道不是很虚伪吗？这样的指责也实在是太离谱了，难道宝钗非要心直口快地说：“这么简单的谜语太容易猜了，贵妃的智商也实在是太低！”这样才合乎情理、不算虚伪吗？

其实，无论是古代还是现代，任何人都是要生活在一个群体当中，因而能否完美地处理好人际关系，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修养和能力。只要将宝钗放到贾府这样一个十分复杂的环境中去考察，我们就不难看出，她的所谓明哲保身、处事精明以及很会做人等等，实在是没有什么值得责难和非议的。试想，作为寄居贾府的亲戚，如果不顾身份的局限以及处境的微妙，凡事都要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不喜欢的人就不与其打交道，非要显得个性分明，对于宝钗会有什么好处呢！黛玉恰好由于没有宝钗的这种智慧，锋芒毕露以至争强好胜，言语尖刻而树敌过多，几乎将自己变成了孤家寡人，连贾府的仆人在背后都对她颇有非议。评价宝钗不能以现代人的价值观念去衡量，也不能因为赞赏黛玉就要否定宝钗，而要充分考虑当时的社会环境。如果以封建正统标准去衡量，宝钗这样的思想性格不仅不是多大的缺点，她反而称得上是当时社会中最完美的女性。其实，宝钗的生存法则放到哪一个时代，都是有其合理性、正当性的，她选择了一套最有利于她的生存方式，赢得了贾府上上下下的称赞和接受，在人际关系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这难道不值得我们去赞赏吗？

总之，黛玉自然率性地显示自己的个性，以诗人的浪漫气质面对生活，不大顾及外界对自己的评价，是一种超世俗、超功利的存在，在她身上寄托着作者对诗意人生的追求。而宝钗却是一个十分内敛的人，以智者的理性态度对待生活，举手投足都力求符合传统的礼仪规范，是一个世俗、功利境界中的典范，在她身上体现着作者对现实人生的追求。俩人都在各自所代表的女性美的类型中做到了极致，从而使她们的艺术形象获得了永恒的艺术魅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