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方言就像川味一样,在短短20年里席卷了全国。好像不管是哪里的人,都会说上一句“巴适得板”“雄起”,就像在全国遍地开花的四川火锅店一样,一派繁荣景象。可这些都只是川音的浮毛,看似密实,而真正的皮肉危机只有土生土长的四川人才懂。
记者|薛芃
摄影|蔡小川
成都,不只是成都话
到成都的第二天,郫都区新冠疫情暴发。一对70岁左右的老夫妇核酸检测相继呈阳性,隔天,他们20岁的孙女确诊。紧接着,因为一晚上去了几家酒吧,女孩成为网暴的焦点。这天傍晚采访完,赶上了晚高峰,我们随着下班的人潮走回住处。一路上总能听见人们在议论这个女孩,有指责也有理解,有四川话也有普通话。
一夜之间,原本悠然自得的成都,迅速进入紧张状态。平日热闹的太古里、春熙路,人流量少去了一多半。冬天的成都,总是阴阴雨雨的,难见到阳光,让整座城的气氛显得更萧索了些。没有人知道,第二天会不会有更多确诊病例出现,“封城”的传言也在四散传播。路面上,所有人都戴起了口罩,但凡出入口,各种检查也严格了几倍。之前计划采访的几个川剧、评书演出场所陆续关门,方言的采访一下子没了着落。
在此之前,我作为一个外地人,对四川话的未来挺乐观的。当诸如吴语、客家话这些方言都面临着失传或退化的困境时,四川话的说唱音乐、电影、短视频、街头流行语风靡全国,不仅在四川地区,其影响力甚至辐射到外地,看起来四川话的传承似乎没有这么大的困境。起初,我好奇方言是如何与这座城市和谐共处并传承着的,为什么能始终有这么强的生命力?但几天来对本地语言学家、社会学家、翻译家、市民进行采访之后,无法再这么乐观了。
人民公园里的鹤鸣茶馆是成都最有名的老茶馆之一,虽然很多游客慕名而来,但这里也仍是老成都人常来的地方,一边喝盖碗茶一边摆龙门阵。
疫情出现后,我在网上看郫都区的消息,其中有一段视频,录了晚上郫都区某社区的广播,喇叭里一口标准的郫县话喊着:“踏苏时切,飚乱跑。相信刮家,结节配活哈栓检拆。薄打堆堆,薄臭热(音ra)闹。挫门戴口罩,注意消夺。”
这几句话,我用了郫县话的发音,翻译过来是:“特殊时期,不要乱跑,相信国家,积极配合核酸检测。不扎堆,不凑热闹,出门戴口罩,注意消毒。”这是我第一次认真地听郫县话,才发现,发音与成都话差别挺大,比如成都人说“国家”的“国”字,大致会是“鬼”的音,而郫县话则念作“刮”音,是个开口音;“特殊”的“特”在郫县话中也念作开口音“踏”,在成都话中则是“忒”的音;“消毒”的“毒”,成都人念起来有点像“堵”,第三声,到了郫县则成了“夺”。
郫都区在成都的西北部,原本是郫县,2017年1月郫都区正式挂牌成立,成为成都市的一个区。同一座城市的主城区与远郊区县的方言口音有着不小的差别,这个口音的差异,在成都人这里,一耳朵就听得出来。
根据口音差异来推断,喇叭里的声音,应该是50岁朝上的中年人。这个判断,是在采访了几位老成都人之后得出的。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家王笛是土生土长的成都人,1956年生人,多年来一直从事中国社会史、城市史、日常生活史和微观历史的研究,家乡成都是他研究中最重要的样本。王笛告诉我,在他小时候,成都地区就有好几种口音,比如府南河内外,口音有所差别,成都市内与南边的双流也不一样。那个时候,如果按照口音来细分,方言的区域可以划至非常小的范围,而现在,小区域范围内口音的差异逐渐缩小。因此,即便是年轻的郫县人,能说出喇叭里那一口标准郫县话的也已经不多了。
成都镗钯街附近的老街巷里,隐藏着地道的老成都话。
不过,无论是郫都区还是金牛区、青羊区、锦江区,都说的是地道成都话。按照我国方言体系的划分,成都话属于西南官话。在中国的七大方言体系里,官话是分部最广、使用最多的,70%的汉族人说官话方言,也就是北方方言,其中,说西南官话的又有约2.7亿人口,是最多的。
成都话是典型的西南官话,1997年重庆成为直辖市之后,很多人将重庆话与成都话并列,看作西南官话最重要的两个代表。但也有老语言学者在研究方言的时候,并不刻意将方言按照行政区划加以严格区分,仍会把重庆方言纳入整个四川方言的体系中去考察,老一辈把四川方言按照东西南北四个区位去看,川东那一片,便是现在的重庆。
无论怎么划分,在四川这片土地上,西南官话是民间的第一方言。但有趣的是,仅在成都市近郊,就有至少四种方言存在。比如东边的龙泉驿有个洛带古镇,那里是四川客家人的聚集区之一,他们原本说客家话,但在四川待得久,就变成了“土广东”,说着四川腔调的客家话,四川人听不懂,客家人也听不懂,唯有洛带人自己形成了一个方言闭环——只有彼此能听得懂的方言。成都东北不到2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金堂县,那里的人说湘语;青白江区和北边的彭州市,会有一些人讲闽南语;此外,还有零星地方说着四川味的安徽话。
仅是成都周边就分布着复杂的方言区,这只是四川的一个缩影,整个川渝地区,外地的方言聚集区还有不少,它们多是彼此不挨着,当地的语言学家称这些地方为“方言岛”。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局面,西南官话又是从哪里来的?要弄清这个问题,得从300年前的大移民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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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还会说方言吗」
凝固的和流动的语言
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黄尚军是研究四川方言的专家,他指出,作为西南官话中最具代表性的方言,四川方言的通行区不仅限于四川地区,也包括北至陕南、南至滇贵、东至湘鄂西的广大地区,辐射范围很广。“如今的四川人绝大多数已不是古代巴蜀人的后代,因为四川的人口曾经发生过很大的变化。人口迁移是历史的社会文化现象,而方言是社会历史文化变化的产物。”
现在的四川人口是大移民的交融结果,元末明初和清代前期的移民入蜀,决定了现在四川方言的面貌。根据对重庆、合川、南溪、广安的58份族谱的研究,清以前入川的118户中,湖广籍占85户,其中又有65户为麻城籍。因此,在清代前期大规模的移民入川高潮中,湖广籍最多,称为“湖广填四川”。这样一来,湖北话就成了四川话的重要基础,夹杂着各地方言的特点,在长期的融合与改变下,四川话形成了现在的样子。也正是因为清代的人口变革,才会出现成都周边存在着客家、湘语、闽南话等各地方言的现象。而西南官话的语音系统在官话中也是最简单的,除了浊音清化等官话的共同特点外,西南官话多数不分平、翘舌音,是一种带有过渡性质的南方官话。
我们现在听到的四川话并不是一种古老的方言,它的历史不过300多年,再往前追溯,四川人说话是什么样就不得而知了。但是,它与更早的古蜀方言相关吗?或者说,我们还能在现代四川方言中找到古蜀语的影子吗?这个问题,是西南交通大学语言学家汪启明多年研究的课题。
西南交通大学语言学家汪启明
汪启明的工作被称为“方言考古”,他游走在各种史料文献中,去找寻古蜀语的发音方式和语法结构,进而重建中、上古蜀人的语言系统。
如何通过文献来确认上古、中古时期的发音、音律,这是汪启明“方言考古”中的一个难点,经过多年的研究,他总结出了自己的一套方法。首先是根据文字做基础性判断,因为80%左右的文字是形声字,这样就可以基本判断出发音,但未必准确;其次是根据押韵,韵脚字的系连、历代的韵文、作者的籍贯都是重要参考;第三是根据古人音注,隋代陆法言的《切韵》一书规范了中古时期官话的语音系统,是研究古音的一本重要典籍;最后,翻译著作也很重要,像中古时期翻译的佛经都是珍贵的文献依据。
汪启明解释道,在语言的各个元素中,发生变化最快的是词汇,每个时代都有特定的词汇表达,这也是最迅速给语言断代的工具,其次是语音,改变最为缓慢的是语法结构。在汪启明看来,“今天的四川方言已经是一个混合的方言,但其底层还是古代的蜀语”。
因此,在漫长的历史中,方言是不停地游走变化的,但这种变化又极其缓慢,与政局、趣味的转变相比,方言是静态的、凝固的。只是通常在一个个体的一生中,很难意识到方言的改变,只有跳出来,站在更宏观的历史角度去看,才会意识到方言的变化,就像秦汉的文法与唐宋的文法截然不同一样。
时至今日,四川方言仍在变化。人类在选择语言时总是很聪明的,那些不好用的、与时代逐渐脱节的方言就这样慢慢淡出历史舞台,成为未来再进行“方言考古”的化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