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耶稣会传教士约翰·亚当·沙 尔·冯·贝尔，中文名为汤若望，与当时的清朝皇室关系密切。

到了康熙帝时期，由于对汉人缺乏信任，特别是在与天文有关的占验方面，皇帝一般都会毫不犹豫地直接采用欧洲人的成果。

与此同时，康熙也拒绝传教士与中国天文学家进行交流。这让法国耶稣会传教士巴多明感到困惑不解，他在1735年给法国科学院的一封信中写道：

皇帝并没有强迫他的数学家接受望远镜和钟表，也没有命令他们使用。我很难说出其中的原因，皇帝深知它们的功用及在观测中的必要性，但还是强烈地提出了反对。

无形之中，这也造成了欧洲人对中国传统科学与文化的傲慢态度，他们不懂得理解和欣赏中国曾经的辉煌成就，对中国传统知识产生了严重的偏见和贬低之意。

所以，当康熙皇帝要求南怀仁改进天文仪器时，南怀仁并没有费劲地去了解中国传统仪器的特性，而是直接将元代和明代遗留下来的先进中国天文观测仪器融毁，改铸成他认为更合适的西式仪器。

北京古观象台的赤道经纬仪和纪限仪，由南怀仁在1673年制造。

这种系统性地销毁北京古观象台的中国传统仪器的做法从康熙中晚期一直持续到乾隆早期。

例如，明朝正统年间的浑象在康熙年间因不符合西洋新制，且已部分损坏，而与明朝成化时期的另一台浑象一同被熔毁，并被改铸成故宫宁寿宫门前的这对铜狮。

民国时期中央观象台代理台长常福元曾在《天文仪器志略》中对此感慨道：

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纪理安奏制地平经纬仪，将台下所遗元明旧器尽作废铜充用，古人法物，一扫而空，诚吾国天学界之大不幸也哉！

但在天体物理学家、天文学家让-马克·博奈-比多看来，这些这些传统的中国仪器的赤道圈是依据太阳的视运动划分的，最适合在观测恒星时使用，因此它也是当今全世界的天文学家最常用的坐标系。

而当时的传教士对此，并不了解。

1437 年前后明朝复制的郭守敬简仪一直留存至今，目前它被保存在南京紫金山天文台。

著名科学史研究大家李约瑟博士不无可惜地指出，南怀仁移除了中国传统的赤道仪器，更多地使用了欧洲的黄道仪器，从而让中国的天文学重新回到几百年前的状态。

正如，让-马克·博奈-比多在《4000年中国天文史》中写到，那些认为“是传教士将现代天文学知识传入中国”的观点，才是对历史最大的误读。

上面一部分，我们细述了一些明清之际，一些中西方科学交流的历史细节，可是问题是，传教士们对中国传统科技的偏见和傲慢态度的深层原因到底是什么？

《四千年中国天文史》中认为：

是传教的使命使他们对与宗教有关的问题产生了非常狭隘的看法，居高临下的宗教使命一直充斥着耶稣会传教士所处的那个时代，受宗教身份束缚的耶稣会传教士也不会拥有真正科学家的见解和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