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大爷的新片上映了，片名是从小就耳熟能详的那首《两只老虎》。在新片里，葛大爷扮演了一个被绑架的人质，但却反客为主，绑架者反而成了“被绑架”、被利用的一方。劫匪为他做了一系列的事情。提到绑架者与被绑架者之间的“同盟”关系，就要谈谈一个常会被提到的“斯德哥尔摩综合征”。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来自于一起真实的绑架案件：1973年8月，两名劫匪劫持了位于斯德哥尔摩的一家银行并绑架了一男三女共四名银行职员作为人质，在与警方对峙130个小时之后，劫匪放弃了挣扎而被捕。但在之后事情却发生了翻转：被绑架的四名银行职员，拒绝指认这些绑匪甚至为他们筹措法律辩护的资金，职员们不但不憎恨绑匪，甚至对他们的照顾表示了感谢，其中一名被劫持的女职员甚至与劫匪之一相爱，并在他服刑期间结婚。在这之后，心理学家们开始研究“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在被绑架的过程中，人质发展出的与绑匪的心理同盟关系，并对解救者（往往是警察）持有负面情绪和态度。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包括了人质、劫匪、双方关系、时间和环境等多方面因素。从生理的角度，被挟制状态下的高应激状态产生的荷尔蒙，容易激发产生新的依恋关系。比如有动物研究发现，雄性田鼠在实验室中受到极大压力（长时间强迫游泳）之后与其他田鼠合笼，更容易出现结伴行为。这可能是由于在压力状态下释放皮质酮有关：田鼠在注射皮质酮之后，结伴行为也会增加。

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形成，往往需要人质与劫持者之间有较长时间的持续接触，在这个过程中劫匪首先对人质进行过生命威胁，但之后又对人质展现善意（比如满足人质的起码需求）或者没有伤害人质。人质可能将这种“友善行为”误解为人与人之间的积极联系，并将“死里逃生”的感觉转化成了对劫持者的感恩戴德。与此同时，解救者在解救过程中使用暴力会让人质感到恐惧和不安，反而催化了人质对劫持者的信任和依赖。“生存本能”是“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核心：将劫持者的“友善”解释为好心，会给人质的心理上带来生的希望，也更能克服被劫持的困境和恐惧。

绑架和被绑架其实是一种权力极其不平等的人际关系状态，绑架的一方占有绝对权力、凌驾于被绑架一方之上；被绑架的一方一切都掌握在绑架者手中、生死由人。因此也有人将“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应用到其他的虐待关系中，比如家庭暴力或者童年暴力的受害人和加害者之间。也有人指出，那些会在暴力关系中发展出斯德哥尔摩综合征的人，可能与曾有的虐待关系有关。

比如儿童或青少年受害者更容易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他们在认知上将让自己“受苦”和让自己“活着”进行了区分，而对“让自己活着”的人产生依赖的情感。受害者与施暴者的依赖关系还可以由于与外界隔离而形成，在一个与世隔绝的环境中，施暴者是唯一能让自己活下去的人。

不过“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并不是劫匪与人质关系的常见形态，而是一种非理性的表现。一项对1200名曾被当做人质的受害者的调查显示，超过九成的受害者并不会出现斯德哥尔摩综合征。对于绝大多数人质来说，被劫持是一种威胁到生命安全的创伤事件，其反应就跟经历恐怖袭击和重大灾难类似，常见的反应包括生理、认知、情绪、社会功能等方面。

在生理方面，失眠在曾被劫持的人当中很常见。

在认知方面，则可能出现记忆偏差、注意问题和闯入式思维等症状，高警觉和高唤起也属于常见症状。

在情绪方面，焦虑、恐惧、无助、绝望这些负面情绪都可能出现，有些人则会出现情感麻木或快感缺失的情况，还有些人则会有羞愧、自责的情绪。

在社交和行为方面，不愿与他人接触、不耐烦、回避都可能在事后发生。像是《两只老虎》里，葛大爷能反客为主利用劫匪的人质，大概也只能存在于电影当中。

作者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 王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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