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前期，吸收秦朝灭亡的教训，放开了对文化的禁锢，废除“挟书律”，允许民间开办私学，重视文人的作用。这些措施有利于百家之学的复苏。但是总体而言，汉初的主导思想是黄老之学。汉武帝上台后，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开始推行了“独尊儒术”。而学校教育的改革就是其中独尊儒术的一大重要的表现。在学校教育中，太学成为了其中的代表。

太学，是中国古代最高的官方学府，其原型是三代的大学。中国文献记载最早的大学出现于商朝，《礼记》记载“殷人设右学为大学，左学为小学，而作乐于瞽宗。”西周时期，大学有五所，分别是成均（南学）、上庠（北学）、辟雍（太学）、东序（东学或东胶）、瞽宗（西学或西雍），而诸侯的大学称为“泮宫”。夏商周的大学主要为了培养王族子弟，学在官府、官师合一成为其最基本的特征。

西周学校

西周之后，私学兴起，官学衰落，大学也就是逐渐走向了没落。战国时期，兴起了养士之风，许多国君和贵族都笼络了士人在自己的身边，以为己所用，齐国的稷下学宫就是其中的代表。稷下学宫开启了国家高等学府养士的先例，但是齐国并未干涉学宫的学术活动。秦朝统一后，设置博士官，掌握国家典籍，这些博士就是秦朝所养的名士了。不过秦朝推行了“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焚书坑儒”的文化专制政策，使得教育没有繁荣起来。

汉朝初期，由于文化政策相对宽松，民间私学又重新兴起，汉朝也注意对这些士人的笼络。到了汉武帝之时，试图改变之前“无为而治”的局面，想立下一番宏图伟业。为此，汉武帝选择儒学为官方思想，并在身边笼络了一些儒学士人。前140年，汉武帝刚刚继位，就下令各级官员举荐“贤良方正直言极谏之士”，这些士人主要是儒学之士。前136年，汉武帝又设立五经博士，在宫中传教儒家经典。这些趋势都预示着汉朝急需要出现一个类似于稷下学宫一样的“养天下之士”的最高机构。

前134年，新一代的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建议修建太学，将太学作为养士的最高场所。他说“养士之大者，莫大乎太学。太学者，贤士之所关也，教化之本原也。”“愿陛下兴太学，置明师，以养天下之士。”汉武帝接纳了其建议。前124年，汉武帝诏令丞相公孙弘等谈论置博士弟子的事情，最终“为博士官置弟子五十人”，也就是博士可以拥有50位学生，这些学生就是太学生。博士教育的弟子的机构就成为太学，是专门培养五经博士的地方，换句话说就是为汉朝统治阶层培养人才的场所。

最初的五经博士有14位，由当时的学术大师担任，基本是征辟而来。到了东汉，博士的选拔开始出现举荐和考试结合。作为汉代最高学府的教师，博士的标准那是相当高的。博士不仅要学术水平高，在道德上也必须要有风范，并且有丰富的教学经验（有教授学徒50人以上的经历），通常要50岁以上。博士的权力虽然不大，但是其社会地位相当高，受到社会的普遍尊重。博士的年俸禄达到了400石，到宣帝时期达到了600石，和刺史的俸禄一样，高于县长。在礼仪上，博士可与高官同列，博士还可以参与政治谈论，甚至直接进入公卿之列。

东汉太学讲学画砖像

太学中的学生在西汉称为“博士弟子”，东汉称“诸生”或“太学生”，本文统称为“太学生”。太学生的选拔主要由太常负责，其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太常在京师和地方直接挑选“民年十八以上，仪状端正者”，这类学生不仅免除赋役，还有一定的俸禄；二是地方官员向太学贡举“好文学，敬长上，肃政教，顺乡里，出入不悖”的“特别生”，他们需要自费入学。进入太学的学生大多数都是官僚子弟，但是也有贫困家庭的学生，如翟方进在长安从博士学习《春秋》，其母亲便在长安纺绩做鞋来提供学费。东汉时期，还可以从“明经”考试的落选者中选拔一部分进入太学。太学生的年龄没有严格的规定，最小的可能只有12岁，也有60岁的白发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