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首相若槻礼次郎在甲子园观赛

帝国与野球：甲子园的暗面

1926年8月15日清晨，时任日本首相的若槻礼次郎乘坐列车抵达大阪站，随即转乘阪神特别列车继续他的旅程，目的地是两年前刚刚建成的西宫市甲子园棒球场。

此刻的若槻内阁刚成立半年，正面临着国内外的诸多难题。

关东大地震后，日本国内尚处于恢复重建阶段，伴随贫富差距愈演愈烈的是方兴未艾的左翼运动。

一年前，以防范日本国内共产主义左翼运动为主要目标的《治安维持法》刚颁布施行。

一个月前，以广州为根据地的国民政府正式誓师北伐，日本当局则还未拿定主意如何应对。

尽管如此，若槻首相仍坚持亲赴甲子园，由此不难看出这场运动大会在日本社会的特殊地位与巨大影响。

上午十点，若槻首相出现在甲子园球场的特别席上，亲眼目睹宏伟的球场与座无虚席的看台，不由感叹：“真是了不得啊！”

代表比赛主办方——《朝日新闻》的专务下村用麦克风在场内广播道：“我国内阁总理大臣亲临球场着实难能可贵，这为本届大会更添一层光彩。”

随后，若槻礼次郎的祝词也通过麦克风传到场内数万名观众的耳中：

“刚健的精神存在于健康的体魄之中，国民体育之进步乃国家向上之要素。诸君通过公平竞赛，促使国民体育进步，实为无比幸福之事。祝愿诸君之健斗！”

烈日下，若槻礼次郎看得聚精会神。《朝日新闻》的记者问他：“您看得懂棒球吗？”

若槻答：“虽然看不太懂，但见识到了勇猛的气势。”

记者又问：“阁僚中有人打棒球吗？”

若槻答：“诸位都不太在行，只有币原略晓一二。”

当时币原喜重朗在若槻内阁任外务大臣，他对棒球的认知多半始于他的高中母校——旧制第三高等中学（三高）。

在京都地区，三高算是数一数二的精英高中，可与东京的第一高等中学（一高）相提并论。而三高的棒球部同样历史悠久，实力甚至不逊色于一高，自1904年后，一高、三高之间的棒球对决便渐成传统。

至1948年，双方前前后后共打了三十八次比赛，三高胜十九场、负十八场、平一场，实力可见一斑。

币原喜重朗在校期间对棒球感兴趣或有所了解，自是在情理之中。

实际上，在当时的日本，精英学校大多看重棒球运动，甚至将其视为磨练学生精神力的最佳方式而大力推广。

首相若槻礼次郎的签名球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学生棒球兴起之时，正是甲午战争落幕之际，近代日本正迎来第一波民族主义、帝国主义思潮的高峰。

武勇、团结、坚毅、纪律等精神特质，不仅成为日本军政当局皆努力推行的意识形态口号，亦成为日本棒球运动精神至上主义、胜利至上主义特征的历史渊源。

换言之，球场上的胜败似乎就是民族国家竞争优劣的缩影。而日本化的棒球运动，在某种程度上甚至可以替代“武士道修炼”成为日本帝国二十世纪的“新国粹”。

而在甲子园的赛场上，若槻正是以此角度来评价棒球比赛。

甲子园球场上的“大连商业高中”

若槻到访的这一天，是“全国中等学校优胜野球大会”即“夏季甲子园大会”的第二个比赛日，球场上对阵的双方分别是大阪代表浪华商业高中和所谓“满洲”代表大连商业高中。

若槻入场时，比赛正进行到第四局上半，大连在第一回先下两分，正以二比零领先。

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日本先后将台湾、朝鲜纳为自己的殖民地，又将中国东北视为“理所当然”的势力范围。

1895年甲午战争后，清政府将台湾割让于日本；1904年日俄战争后，俄国在东北的利益由日本接手，建立“关东州”日本租借区；1910年《日韩合并条约》签订，朝鲜被日本吞并。

伴随战火硝烟的弥漫，数十万日本人从“内地”（日本本土）移住“外地”（台湾、满洲、朝鲜、南洋诸岛），多数怀揣着闯荡新天地的壮志。

在大连、青岛、奉天等地，都有众多日本人聚居，渐渐也就有了日本人学校，而大连商业高中便是这样的学校。以该校为例，其参赛选手全部是日本人。

当时日本人在大连兴办的学校分为官立、公立、私立三种，男女分学。大连商业是一所私立男校，作为东洋协会（现拓殖大学）的分校，学生多数是南满铁道职工的孩子。

对大连的日籍高中生来说，一千三百公里之外的甲子园虽然遥远，但并非遥不可及。他们的球队不仅是“满洲的王者”，在甲子园也连续两年打进前四。

在1926年8月15日的这场比赛中，大连商业最终以三比二战胜浪华商业，闯进大会第二轮。这是大连商业连续第四届、总计第五次作为所谓“满洲代表”参加“全国大会”。

当时冠以“满洲”之名的土地面积将近日本列岛的三倍，且也不局限于地理意义上的“满洲”，而是将其含义扩展为整个中国东北、华北有日本人聚居的区域。

不过，最初参加预选比赛的学校只有三所：大连商业、青岛中学、奉天商业。之后，又新添了两所同样以日本学生为主的学校：天津商业高中与南满工业中学，都曾打进过甲子园。

川西玲子是目前日本国内最全面描述所谓“外地”学生棒球史的研究者，乃父就曾经是天津商业高中棒球队的投手，也代表“满洲”在甲子园出赛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