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谈我的读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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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已是快80岁的人了，有许多爱好都已经舍弃了，唯有读书从不间断。我这一生，注定了要与书打交道。年轻时读书，大学毕业后分到学校教书，然后又写书，而最大的爱好则是藏书，故我的一生用“四书”二字便可概括。尝欲以“四书堂”颜其寒斋而未果。回顾这几十年的读书，经验谈不上，但也有几点心得可以在这里谈一谈。简单地说，就是“四个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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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是精读与略读的结合。人生在世，无论干哪行哪业，有些书是必须精读的，例如《论语》。宋代的赵普曾说要以半部《论语》治天下，我们虽不一定有这样宏大的目标，但做人的道理还是要懂得的，因为不管从事什么样的工作，总是先要学会做人，然后才能去做事。而《论语》便是一部有关人的德性修养的书。再说宽泛一点，是一部最能代表中国文化特点的书。联合国大楼分别刻有代表各国文化的一句名言，而代表中国文化的便是《论语》中的一句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1993年，国际上通过了“全球伦理宣言”，提出四条金规则（不变的规则）：一是不*人，也就是不要战争；二是不说谎；三是不偷盗；四是不奸淫，男女平等。这四条规则的指导思想即是孔子所说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日本株式会社企业形式的创始人涩泽荣一更是声称一手拿《论语》，一手拿算盘，以儒家道德与经济合一的思想著称于世，并被称为日本现代化之父。他认为“《论语》是最好的德育课本”“《论语》让社会更加和谐”。正是基于此，所以1988年，全世界的诺贝尔奖获得者（75人）在巴黎开会，会后便发表了一个破天荒的宣言，其中提到：“如果人类要在二十一世纪生存下来，就必须回顾2500年，去吸取孔子的智慧。”所谓“孔子的智慧”，就融于《论语》之中。而作为一个中国人，又怎能不认认真真地去读一读《论语》呢！

精读书中，除了关乎人生基本修养者，也还包括各自业务规围内的关键书籍。我是教中国古代文学又主要是教先秦两汉文学的，这一段是中国文学的源头，同时也是难度最大的。其中，楚辞中的《离*》，更是向称难读。六朝人曾说，“痛饮酒，熟读《离*》”方得为真名士，可见人们对《离*》的看重。而对于研究先秦文学乃至古典文学的人们来说，《离*》更是一道绕不过的坎。于是我便把《离*》作为我精读的篇目。我的精读方法，是把《离*》2477个字，每个字、每句话的含义都落到实处，然后将古今学人的每一条解读按照从汉代到当代的顺序逐一排列出来，最后将自己的见解也附在各家之后，做成了一部十余万字的《离*释读》。至此，才算把《离*》基本读通了。而《离*》通了，再读其它先秦典籍也便触类旁通。这样的精读方法看起来是笨了一点，但却可以收到实实在在的效果。

学外语也是同样。我大学的一位老师徐震堮先生，是教古代文学的，但却懂英、法、德、意、俄、西班牙六国语言，而且其世界语在国内还是数一数二的。问其学习方法，他只说要精读一本书，最好是一本典范的文学作品，就着字典，从头啃到尾，这样单词也够用了，语法也就懂了。他还举了一个例子，说上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驻英国大使馆的一个“一秘”就是这样学的，结果他一开口，那典雅的语言令英国人全都为之震惊。“一秘”所用的那本书的名字徐先生说过，可惜我没记住。

至于略读，其目的在于扩大知识面，以养成人的综合素质。略读的书并没有什么计划，只是根据个人的兴趣爱好，正如鲁迅先生所说，是“随便翻翻”。略读的书也许眼下无用，但可以使人达到一定的知识积累，形成一种知识网略，到了一定的时候也会发挥重要作用的。

精读的书不可求多，但要读得细，理解深；略读的书则要视各人的条件，尽量多读一些，只须“观其大略”（诸葛亮的读法）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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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读书与思考的结合。孔子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意思是说，只读书不去思考就会陷于迷惘之中，而只思考不去读书则会让思路很快穷尽。范文澜先生也告诫后辈学人读书时要做到“天圆地方”。什麽意思呢？“天圆”就是头脑灵活（“天”字的本义即指人头），勤于思考；而“地方”则是能够坐下来认真地读书（范老将人的屁股比作“地”）。

举例来说吧。乾嘉学者戴震，他从小就很爱动脑筋。塾师教他《四书》，用的是朱（熹）注，于是他就问老师孔、孟为何时人，朱熹又是何时人，老师一一回答。他听了之后反问道：“宋代去春秋、战国一千多年，朱熹怎麽能懂得孔、孟的意思呢？”老师无言以对，只觉得这个小孩将来必定是个学问家。后来戴震也果然写出了像《孟子字义疏证》那样著名的哲学著作。再如清初的阎若璩，他也同别人一样读《尚书》，但越读越觉得不对头，为什么《今文尚书》佶屈聱牙，而《古文尚书》反倒文从字顺呢？于是他便处处留心，终于找出了伪《古文尚书》作伪的128条例证，写成《古文尚书疏证》一书，为学术史上的一宗大疑案最后下了判词。至于当代的古史专家顾颉刚，说来十分有趣，他提出的中国历史是“层累地造成”的著名论点，竟然是从对戏剧的研究中受到启发的。他从元稹的《莺莺传》到《董西厢》，再到王实甫《西厢记》的内容和情节的不断丰富和完善中悟出，中国的历史原来也是这样越累越长的。试想，单是死读书的人，能有这样的成绩吗？

眼下图书汗牛充栋，许多人都纷纷著书立说，这就要求我们在读书时更应学会独立思考，切不可被某些人牵着鼻子走。顺便说一句，我对一些年轻人很容易就成为某些“明星”的“粉丝”，一直都感到大惑不解。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哪里去了？我读书时就常常对某些哗众取宠之说抱着审视的态度，既审视他们的观点，也审视他们立论的依据，包括对原典的引用及解读是否正确，并发现了不少问题。我读书时还有一个习惯，就是在旁边放一本地图，以便随时查对。地图不但可以将某些抽象的概念和语言符号变得形象化，有时也会使人的思路豁然贯通，以致取得某种意想不到的读书效果。例如对《孔雀东南飞》首二句的解释，旧注皆难令人信服。我在读书时根据诗前《小序》所提供的“汉末庐江府”及两家求合葬之“花山”，并将古今地名进行了比对之后发现，刘兰芝由婆家被休回娘家，其方向正是自西北往东南。这样一来，美丽、善良的刘兰芝在遣归路上之依依不舍、顾盼流连，恰成了“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的比喻意义了，诗义至此也便昭然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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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是读专业书与读相关学科文献的结合。现在的人们虽然业术有专攻，但知识的结构还是越全面越好。这就要求通过读书以实现了。西人培根曾说：“读史使人明智，读诗使人灵秀，数学使人精细，物理学使人庄重，逻辑修辞则使人善变。”这是就读书与人的修养而言。还要看到，现代科学的发展也正由分析走向综合，上世纪80年代国际上开始兴起的“天地生综合研究”，便是这种研究方法的集中体现。综合研究可以打破学科间的壁垒，从而解决一些单学科研究所不能解决的难题。受此启发，我无论是治学还是带研究生，都坚持大文化视野下的中国古代文学研究。于是在读书时也就注意读一些本专业以外的书，包括自然科学方面的书。例如，我为了搞清楚《楚辞》中大量吟咏的“兰”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植物，有一段时期，除了上课，便整天泡在生物系的资料室里。不但认真阅读了多卷本的《中国高等植物图鉴》，还反复翻阅了李时珍的《本草纲目》，终于搞清了楚辞所咏之兰并非今之兰花，而是目前医家尚在使用的中药佩兰，从而解决了一个学术史上的难题。

再如，从周灭商的历史背景入手以破解先秦寓言中的“宋人”现象（后世对河南人的偏见实来源于此，详参拙文《“宋人”现象与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地域偏见》，《科学·经济·社会》2008年第3期），从原始思维的角度以释读某些古汉语词语，从中西交通的大舞台以揭示《聊斋》中的狐狸精都自称陕西人之谜等，这些研究成果也都是通过多学科的交融以取得的，即所谓“它山之石，可以攻玉”。而之所以能有这种“聚合效应”，除了得益于专业知识外，也与我对马克思《摩尔根<古代社会>一书摘要》、布留尔《原始思维》以及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向达《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等书籍的反复阅读与领会是分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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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是读书与讲书的结合。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读的书也是有限的。但要几个人合到一起，将各自所读过的书复述一遍，交流一下，那就等于将这些书都涉猎过了，其收获就大了。这种读书方法，古人已经有过，即约同二三学子，轮流背书、讲书，遇有疑难问题相互辨析，顾炎武、蒲松龄辈皆曾施行，称之为“温经”。我上小学时，镇上只有一个小图书馆，约藏有二三百本书。当时借书只须登记一下即可，但还书时管理人员则要求将该书的内容复述一遍后才能续借。为了多借一些书读，我便养成了“讲书”的习惯。后来上了大学，每个宿舍六个人，晚上熄灯后，同学们也常常相互交流日间所读书的内容。直至来到大学教书，每有本科生或研究生来访，也总是先交谈一下最近都读了些什么书，而同学们的“讲书”，也往往能补我读书之不足。例如，我对武侠小说及某些外国文学作品的了解，就很得益于同学们的“讲书”。有时我到赵俪生先生那里去，他也习惯性地让我先讲讲近期所读过的书。赵先生晚年为了了解某些社会问题，有一段时期很喜欢看一种叫《啄木鸟》的杂志，他也常常将里面的一些故事讲给我听。当然我们谈的最多的还是对匡亚明《孔子评传》及蔡尚思《孔子思想体系》两书的不同看法。

讲书都有些什么好处呢？除了通过彼此间的交流以拓宽视野外，还可以巩固所学的知识。一个人读了一遍书之后，自以为记住了，理解了，但要让他用自己的话表述出来，却往往不那麽自如。什麽原因？“教然后知困”故尔。假如同学们都能将读过的重要一点的书，对着“温经”的朋友讲上一遍，其所得的印象，是决不亚于抄书的。而且，讲书过程中也会时有创获。不佞舌耕多年，就有这样的体会：由于讲授时思想的高度集中和思路的毫不间断，某些平时苦思不得其解的问题，在课堂上豁然贯通了；某些平时不曾有过的念头，在讲述的一刹那间也闪现了出来。对于这种情况，有人称为“顿悟”，有人说是“灵感”，不管叫什麽吧，只要及时记录下来，往往会对某一问题的研究起着关键性的作用。说来不怕大家笑话，我讲了一些新的想法之后，过后就记不起来了，待到写文章需要时，竟不得不向听课的同学借笔记来抄。

以上拉拉杂杂说了这么多，都是围绕“四个结合”的。最后还想再说一句，我培养学生注重“三种能力”，即驾驭文献的能力、理性思辨的能力及语言表达能力（包括口头与书面表达能力）的养成，而“四个结合”的读书方法，对“三种能力”的训练应是很有帮助的。

作者简介

张崇琛，兰州大学文学院教授。

内容来源 | 党委宣传部（新闻中心）教务处

编辑 | 周唱

主编 | 肖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