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底，姜文的《一步之遥》上映，一时掀起一阵观影狂潮，人们幻想着能观赏如同《让子弹飞》一般笑中带泪的影片，结果却出现影院昏昏欲睡，出门精神抖擞的盛况。尽管本片获得了5.13亿元的票房成绩，口碑却呈现出严重的两极分化。即使最顶级的影评人对其爱慕之心也只停留在叙事结构与电影情怀的拆解下，“一步之遥”成为观众与姜文之间一堵无形的墙，阻隔着彼此情感的融合。

其实，尽管《一步之遥》保持着民国风和《让子弹飞》王麻子进入上海的情节勾连，但本质上与姜文其他几部影片并无任何联系，姜文对于电影技术和梦境主题的留恋深受法国新浪潮和意大利新现实主义的影响，在实现了商业上的成功之后，他很想给自己一个圆梦的机会，表达出属于“作者电影”独特的精神内核，为此，他不惜花费大价钱邀请顶级特效团队为本片制作大量特效，用缤纷绚丽的色彩呈现和伍迪·艾伦式的大量对白构建起带有超现实主义特色的电影戏仿。

从画面色彩和人物塑造效果来说，应该不亚于任何一部好莱坞商业大片，但从观众接受度来说，由于夹杂着过多的私人情感和表达方式，难免产生如塔可夫斯基《乡愁》、伯格曼《野草莓》和费里尼《八部半》一样的梦境穿梭感。但不可否认的是，这种戏仿本身作为文艺片特质是极为成功的，但由于融入过多主题元素却构成了含义的混同，造成观众严重的理解障碍。

一方面，这是叙事结构和隐喻过多造成的必然结果，另一方面如果观众不具有丰富的电影知识和独特的审美意识，往往无法通过故事表象理解其中的精神内核。这两方面共同造成了简单哲理的复杂化，不便于观众理解和接纳。

今天，我不想过多阐述姜文使用的电影技法，而是想围绕故事及其背后的隐喻和内涵，逐步拆解影片带给我们的思想启示，读懂这些启示，观众会发现本片不过是姜文带有“童真色彩”的浪漫唯美之作，也会清楚为何我们无法融入其中的缘由。

从封闭的小镇“鹅城”转战东方巴黎的上海，姜文刻意营造出理性批判与感性直观的割裂氛围，充斥着无厘头式的喜剧风格，但从其不断流露出的绝望对白中，我们仍能感受到其中无法压抑的悲情元素。对于姜文来说，悲剧的力量远远强过喜剧，而其之所以选择局势波谲云诡的民国上海，除了人心的叵测，他更想通过真实的“闫瑞生”案反讽民众对于娱乐至上和消费至死精神的盲目追从。

为了理解这桩世纪奇案，请容我简单介绍一下案情。1917年的上海新世界剧院曾经举办了一场“花国选美”，其参赛者并不是良家妇女，而全部是风头正盛的妓女，在选美中胜出的第四名被称为“花国总理”，她叫做王莲英，而第一名则是影片中提到的“花域总统”（现实中为花国总统），1920年6月15日，王莲英的尸体在一片麦田中被发现，此事成为轰动上海的大事件，警察根据整理的信息资料，将犯罪嫌疑人锁定在了洋行买办闫瑞生身上，7月，逃亡的闫瑞生被押送回上海公审，闫瑞生对于指控的罪状供认不讳，一审被判死刑，于当年11月23日执行枪决。

这个案件是一个典型由爱生恨的悲剧故事，但更加值得深思的是案件背后民众以及娱乐界对于热点事件的炒作，闫瑞生是上海震旦大学的毕业生，精通英语和法文，而王莲生日常奢靡的生活作风也成为其典型的身份符号。民众通过他们的故事满足的正是窥视洋化腐朽生活的心理*，悲剧发生后，所有的主流媒体都采用了八卦的方式不断追踪报道，获得了丰厚的利润回报。关于王莲英死亡的故事各个版本不一而足，闫瑞生被枪决的第二天，戏剧《莲英劫》和《莲英被难记》同时上映，观众座无虚席，欢乐无比，人们关心的不再是真相本身，而是内心对于*的追逐。

花国选举本为上海新世界剧院招揽生意的方式，却成为断送王莲英性命的重要一环。背后体现出民众娱乐至死和各利益相关方消费至上的精神。娱乐至上既有民众好奇心的驱使，也有媒体的推波助澜，本质上是统治阶级阻止民众思考的行为，体现着资产阶级利益的延续。消费至死则是为了达到增进消费、促进生产的目的，不断引导民众创造消费需求，释放消费*的行为。通过不断倡导“唯有消费才是快乐的，消费获得物质和心理享受”，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样的享乐方式无疑便是本片中马走日痛苦的来源。